北京中科白颠疯曝光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210415/8849093.html

为报社累出了一场大病

八五年报社搬家之前，八月份北京青年报组织了一次“首都青年百花山篝火晚会”。那天下午报社全体员工近五十人乘坐了一辆大巴，还有一辆继国开的小卧车，从眼镜三厂出发。其实路没有多远，一共才一百多公里，不知道是不认识路，还是因为要盘山，走了快五个小时才到。到达百花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来到半山腰的“野百卉”餐厅，一面用晚餐一面开会。

等吃完饭就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原以为会开车带着大家去宾馆睡觉，可是没想到报社压根就没有安排住宿的地方，得，大家就都在餐厅里耗着吧。院里人家给准备了篝火，一部分人在院里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一部分人就在餐厅里打扑克下围棋。我和崔恩卿社长就躲在一边下象棋，我都忘了下了多少盘了，反正我们最后都已经疲倦了，有的人开始七倒八歪的睡着了。

大约后半夜，第二天早晨两点左右，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上山了”，我打起了精神，我们随意组合成队伍，开始顺着一条小土路往山上走。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虽然我们都打着手电，那也毛骨悚然。我一边走一边大声“喊”歌给自己壮胆，所以说是喊歌，是因为声音已经接近了声嘶力竭，从另一条路上山的人马也跟着大声对“喊”了起来。

我拼命的在黑暗中呐喊，宣泄着自己的情绪，我突然感觉到轻松了许多，几年来的委屈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我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爬到了百花山顶，山顶温度很低，我只带了一件军用雨衣，穿上雨衣还被冻地瑟瑟发抖。我支起三脚架，架好相机等待着温暖的日出，那天天空作美，太阳在几片云朵中慢慢騰起，我们在山顶上的人一片欢呼。

从百花山回来后，我们就搬到了建国门。虽然从木板房改成了招待所，但是慢慢地大家又觉得不太方便了，首先招待所在建国门外，每次去报社在建国门外下车以后，要七拐八拐的才能找到招待所。进了院子左面是餐厅，右面是一个五层楼，我们租的五层办公，没有电梯，每次都要往上爬。下面的餐厅档次不高但是价格高，所以大家都去后面的建外南胡同里吃饭。

好在那会儿报社实行的是“弹性工作”制度，工作摆在那儿，八个小时没有干完您就接着干，干完了工作您就走人，不用天天的在报社里面耗着，人多还占着地方，所以一周也去不了几次报社。而且，所有的工作报社只是给你一个目标，剩下的你想办法自己去完成，干多干少没有人督促你，全靠大家自觉性，这也许就是当年的“北青精神”吧。

报社副总编辑陈冀是个直性子，报社的记者没有没跟陈冀吵过架的，有一次在会上我因为工作上的分歧也跟他嚷嚷了起来，但是散了会我们又一起去喝啤酒，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不记仇。记得总编室第一次发奖金的时候，报社还在建国门房管局器材处招待所，我们大家起哄让陈冀请客，于是中午陈冀跟我们一起到招待所后面的一家饭馆“暴搓”了一顿。

既然在报社工作，就总想着尝试写文章，发照片，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写点新闻稿。只是那会儿北京青年报还是一张小报，而且主要面对的还是中学生，内容也是以教育为主，所以到哪儿去提是“北京青年报”的，很多地方都不认。有一次在印厂付印的时候，汤总编说，什么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了北京青年报的名字，那北京青年报就真正在北京站住了脚。

八五年冬天，报社是最忙的时候，编辑部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业务大总结。那会儿我的关系还没有正式调入报社，虽然没有人将我与正式员工区分，但是自己仍然是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八六年春节之前，我得了重感冒，医院，就去我家马路对面的“宏仁堂”中药店买点中药自己吃，可是吃中药断断续续不能好彻底，刚好几天又反复了。

那会儿总编室只有我和王国之画版，尤其是去印厂，你不去上班，别人就不知道您的“活儿”放哪，所以我一直扛了半个多月。后来终于扛不住了，心里老是发慌，医院看内科，大夫看完心电图后腾地就站了起来，跟我说：“马上住院”，我心里说了：什么病那么厉害，非要马上住院？这很快就到春节了，报社正是忙的时候，我就央给大夫能不能过了春节再住院。

大夫想了想说：“那我给你开点药，过了节要马上来住院！”就这样我回报社跟总编室主任张宏宇请了假，安排好了工作。医院报到，没想到一去就给我送进了监护室，二十四小时胸前粘满了电极，这一住就是小一个月。后来大夫跟我说：是感冒病毒流入心脏，使我得了心肌炎，“早搏”已经高达“三连率”，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会儿为了让我配合治疗，首先从精神上摧垮我，只要一查房，大夫护士就都吓唬我，说心肌炎随时有生命危险吧等等。医院心内科监护室，医院的老楼，是个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我住在六楼，住监护室那段时间，晚饭都是媳妇给我送去的。每天晚上媳妇下班回家现做饭现装饭盒，然后从东四骑车到崇文门，再爬上六楼过来给我送饭。

在我住院期间张宏宇去看我，跟我说现在总编室工作越来越忙，问我还要住院多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就考虑招人了。我不知道张宏宇是什么意思，隐隐约约的感到一种危机。病情基本稳定后，大夫将我从监护室挪到了病房，我就马上跟大夫申请出院后继续吃药治疗，大夫看我意已决就勉强同意让我出院，就这样没有多长时间我又回报社上班了。

我是从八六年二月十九号住的院，三月十六日我就出院了。那会儿我的主治医生是张铭晓，出院的时候他跟我说，如果不彻底医治好这个病，可能就会要终身服药了。开始我并不太懂张大夫的这个意思，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现的确是这样，我每天都要服用“慢心律”来控制早搏，如果忘了吃药，就会发慌，脉搏跳动二连率三连率是常有的事。

直到我退休前一年，医院大夫的指导下，停用吃了二十四年的“慢心律”改吃“康欣”。也许正像我以前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天关上一扇窗户的同时会打开另一扇窗户，一场大病过后，八六年夏天我的关系由“集体所有制转为了全民所有制”，我的编制“由工人转为了干部”！我在报社工资表上的序号是第“三十三”位。

第一个月不知道怎样开工资

去北京青年报开始画版

从大众摄影到北京青年报

我在痛苦中转身

从义务理发到服装裁剪

从油画创作到摄影抓拍

从发电机样本到艺术品服务部

从美术课到巨幅广告牌

从工会帮忙到调入宣教科

摄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护厂队与地震棚

防空洞与皮带轮

七五年去电机厂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