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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人类的生存之道，它的思想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系辞》就是讲述《易经》思想的形成，其中上篇的第一至第四章介绍相关的术语和概念，第五章就论道。当然，在论道的同时也讲德。不过，对德更详细、更全面的讲述还是在《系辞》的下篇。

道与德的内容本来是紧密相连的，按照通常的习惯，内容的表达都会紧挨在一起。而在《系辞》中为何要分开，分别放在上篇与下篇呢？而且中间还有大量的章节，造成内容不连贯，给阅读理解造成极大不便。

《系辞》下篇的第七章和第十一章都是讲德，本应当连在一起讲，为什么要分开呢？显然是因为错简的缘故。错简的问题在《系辞》中十分普遍，恐怕是造成《系辞》难以读懂的主要原因。试想一想，文章写得再通顺，如果排版的时候弄得乱七八糟，别人又怎能读懂呢？

这两章均以“易之兴也”开头，也就是讲述《易经》的兴起，或者说关于《易经》盛行的原因。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易经》成书的时间问题，二是周文王与商纣王之间的较量。

一、《易经》的成书时间

《易经》或《周易》在古代均称为《易》，为什么叫《易》？在《系辞》中要以找到两个答案。一是《易经》的成书过程，或者说《易经》是怎么得来的。《系辞》下篇第二章结尾这样写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根据这章的内容进行推测，所谓的结绳而治就是上古时期的包牺氏将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以八卦符号的方式标记在日常使用的器皿或工具上，比如盛东西用的陶罐或狩猎用的绳网等等。

后人有幸获得先辈的遗物并看到这些符号，但这些符号表达什么内容呢？一般人是很难看懂的，能够看懂就可称为圣人。他们将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刻写成书，这部书就称为《易》。

另一个答案就是《系辞》上篇第五章所说的“生生之谓易”。易就是人类的生存之道，是指书中所讲的思想内容。思想内容从何而来？先是收集材料编辑成书，然后根据这些材料（如彖、象、爻）进一步整理分析、归纳或总结出适合人类生存的经验方法，形成系统的道德思想。

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其中的内容难免会有失传或者经过后人的整理编辑，我们已经无法确认现在看到的《易经》与原有的《易》有多大的区别。通过对《系辞》的解读大概得知，《易经》的经传部分只是经过编辑理事的原始材料，而《系辞》才是思想内容的总结，概括起来就是道德。可以这么说，《易经》的形成能够体现出社会道德的形成和完善。

《易经》的兴起或盛行大概就是《易经》成书初始时间，按第十一章所讲就是“殷之末世”，也就是商朝的末期。当然，《易经》在成书后还经过后人的反复修订完善。因此，《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不同的章节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比如，下篇的第十一章是“殷之末世”，而下篇的第七章是中古时期。不过，经过反复对照后，这两章应该是同时期作品，这样一来就可以认为《易》的作者将商朝末期定为中古时期。

中古时期之后便是近古时期，时间从商朝末期开始到作者所处的时代。无论从内容对比还是从语言表达风格来看，各章节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比如对“象”的解释，上篇的第八、第十二章与其他章节就明显不同。

就语言表达风格来看，带“子曰”的章节与其他章节也有明显的差别，有些章节的语言风格与《诗经》相似，应当是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当然，语言风格只能在阅读中细心体味，很难作为对时代判断的证据。

其实对今天来说，在先秦时期划定一个近古的时间已经毫无意义，重点是上古与中古之间的划分。

《易经》将包牺氏创立八卦作为人类文明的开始，并用离卦来表示。八卦的离又代表太阳，八卦的创立使得人类对世间万物能够进行分类认识，就象天上的太阳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走过的“道”留下先辈的脚印形成“路”。不过，这个“路”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先辈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至今还在用，如包牺氏发明的网在今天依然是最有效的捕鱼工具。

上古时期就是从包牺氏创立八卦开始的，包牺氏除了创立八卦外还发明了织网狩猎。继包牺氏之后便是神农氏的兴起，神农氏除子推广农耕技术外，还创建了市场机制。在《系辞》下篇的第二章中，离卦与包牺氏创立八卦和结绳织网狩猎有关，而益、噬嗑则与神农氏推广农耕技术和创建市场机制有关。

神农氏之后便是黄帝时代，还是在《系辞》下篇的第二章中指出：“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就十分明确地说明，黄帝、尧、舜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将衣裳作为工具来管理天下，而且在他们的管理下，整个天下都变得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井然有序。

在《易经》所载中，黄帝是最早的历史人物，在黄帝之前的人物用氏来表示，如包牺氏、神农氏。包牺氏和神农氏都是集体的名称，这些氏族生活在黄帝之前，至于具体中哪个年代或者某一个人是无法考证的。黄帝则不同，是夏、商、周的共同祖先，是可以溯源的。对照《史记》，周人的祖先是稷，稷的父亲是帝喾，帝喾的父亲是颛顼，颛顼的祖父便是黄帝。

黄帝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黄帝之前的事迹已经无法考证了，属于上古时期。黄帝以后的社会发展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至少周人是这样认为，他们甚至还保留了相当部分的遗物，一般都是保留在供奉祖先的太庙里，只可惜所有的一切都被秦始皇收缴并焚毁。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古时期的历史一概被上些专家否定了，只不过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他们不得不承认商朝的存在。然而夏朝的存在依然遭到怀疑。其实，周人的祖先稷是与尧同时代的人物，周朝创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尧的时代，比夏朝的建立还要早几代人。

当然，这是周人的看法。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描述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易经》、《诗经》或相关文献中。经史上说周文王就善于侍奉祖先，如果连祖先都不知道又怎能算得上善于侍奉祖先呢？

二、周文王与商纣王之间的较量

商周之间的较量最终以周获胜而结束，周之所以能够锋利胜利，《易经》归因于“周之盛德”。

什么是盛德？《系辞》上篇第五章这样写道：“日新之谓盛德”。周邦在周文王的管理下，每天都有新气象，呈现出蒸蒸日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相比之下，由于商纣王的昏庸无道，强大的商朝已经腐朽不堪。对此，《易经》在《系辞》下篇的第十一章中就这样总结：“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这段文字是从商朝的灭亡中总结教训。说到“辞危”，不知大家是否想到这个成语：危言耸听。“辞危”就是危言的意思，但不一定就是耸听。这里的“辞危”是指某些人在安乐状态下看到潜伏的危机，从而发出警告，如在下篇的第七章所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种忧患意识便是《系辞》上篇第二章的四象之一：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什么是悔吝？上篇的第三章就解释道：“悔吝者，言其小疵也。”所谓的“悔吝”也就是小毛病的意思，比方说，生活上的奢侈作风或者不良习惯，而箕子就是从纣王用象牙做筷子看到了商朝的危机。

“危言”便是比干、箕子等商臣向纣王进谏的忠言。俗话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在商纣王看来，比干、箕子所说的话自然是危言耸听，结果比干被剖心，箕子也发疯了。

再对比《系辞》上篇的第三章：“卦有小大，辞有危易”。危言是比干、箕子等的话，易言自然是听起来比较顺耳的阿谀奉承。忠言有利于天下太平、社会稳定，而阿谀奉承泛滥会导致国家的倾覆，所以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其道甚大”就是指其中的道理很普遍，能以小见大，推广应用到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这章在开头便指出，《易》兴起于商朝末期，有很多内容与商朝灭亡有关，无非是告诫后人必须从商朝灭亡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惧以始终”就是要始终保持警惕，时刻不能放松。

警惕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是“无咎”。什么是“无咎”？上篇第三章已经讲得很清楚：“无咎者，善于补过也。”要避免商朝的灭亡，商纣王就应该认真听取比干、箕子等人的劝告，努力改正自己的不良作风，这便是《易》的生存之道。

第十一章讲“周之盛德”，是通过商周之间的较量加经对比来进一步说明，概括起来就是商纣王不听忠臣的劝告导致商朝的灭亡，从反面来说明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可是只列出一件事，这样的概括是不是过于简单呢？

当然，具体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此，下篇的第七章也是讲德，而且是多个方面讲述“周之盛德”，总共列出了九卦，每一卦都十分重要。这就让人觉得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而且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做得很好。但要败坏一件事，只要有小小一个毛病就足够了。比如，千里的长堤往往会因一个小小的蚁穴而全面崩溃。

《易》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在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上古社会，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发现错误，及时改正，故《易》云：“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曾经有人说过：小心保命，一万次都不多，鲁莽送命，一次就足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