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治白癜风医院 https://yyk.99.com.cn/fengtai/68389/
后记这本小书，是我在学习隋代政治史时断断续续写成的。它的主体部分是对隋及唐前期三省制问题的讨论，也附录了一些其他的学习心得。这是我近十年工作的一个小结。年6月毕业以后，我的兴趣转移到了隋代历史上。当时因为重读余英时先生《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两篇长文(收入《历史与思想(新版)》中)，所以想对隋代君权与相权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这是我对隋代三省制问题发生兴趣的思想因素。另一方面，在接下来六年的工作生涯里，我对于权力的问题又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是研究工作不至中途放弃的动力。年7月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工作以后，我终于有机会能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学习中来，这是能够完成写作的重要原因。自年入读苏州大学历史系以来，我感兴趣的问题始终是历史上的“权力及其结构”。权力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它使人疯狂，使人变态，使人不能自拔。我喜欢看的小说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聊斋志异》，用钱锺书先生的《人·兽·鬼》给这三部小说做谜面是再恰当不过的：这正是在权力之下，由人到兽变鬼的过程。那么，权力的来源是什么?怎样运行?产生了什么效果?每当我看到权力重压之下的众相，总不免有所触动。这些问题，即使我用一生时间都无法解答，想到退休以后还有事可做，就让人高兴。当然，我绝不是一个“学术至上主义”者。一是因为我觉得陪父母吃饭，陪太太逛街，陪儿子去玩具反斗城，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搞家务，重要性都不会低于学术。搞学术，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却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光辉事业。二是因为“历史学家”在我心里是一个神圣的称号。当我二十年前初读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陈寅恪先生的两《稿》、唐长孺先生的《论丛》、周一良先生的《论集》时，我就知道以我的智力是绝无可能达到那种高度的，再给我几辈子也达不到。那时，我就已经告诉自己，我要做的主要工作肯定不是学术的生产，而是学术的传承。我能把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读懂读透，比较准确地传给学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二十年来，我读懂了一些，没读懂的还有一堆，智商堪忧，也只能慢慢来了。三是因为我从不认为学个历史就能洞悉天机。宋代编著了《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司马光既不能鉴往，也没能知来，但他是个好人。历史只关乎人性，做个善良的人，挺好。父母、岳父母和妻子对我的支持是无私且温情的，时时让我感到幸福。年儿子的出生更使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生活原来如此美好。我要特别感谢业师牟发松教授和师伯王素研究员，他们不仅时时给予我人生和学问上的指导，还热情地写了推荐意见，使本书稿能够成为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的老师张承宗教授年近八旬，对我这个他职业生涯里小的学生总是偏爱有加。我在他家不仅蹭了很多顿饭，也听到了很多学林掌故。在我学术生涯遭受挫折的时候，虞万里老师、陈业新老师、程兆奇老师、刘统老师、潘星辉老师给了我诸多鼓励与帮助，令我铭记于心。独学而无友，会傻；独扯而无友，会疯。以耿朔、郭永秉、陈晓伟为代表的“损友”群，总是能和我谈论除学术以外的各种话题;和武雨佳等同门扯美食，则使我越来越肥。有朋友真好。我的学生张越祺、廖昀帮助校对了书稿，他们的认真态度远远超过本书作者。当然，错误是避免不了的，这由我本人负责。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我的邮箱是：liu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