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社会学评论》Vol.8No.5,Sep.
作者
林慧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福建省莆田市小型外包鞋厂的个案研究，分析乡村外包制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研究发现，在这些以雇佣当地妇女为主的小型外包鞋厂中，工厂空间一定程度上成为妇女社会生活的延伸，外包工厂的生产政体呈现出高度的类家庭化的特质，强调劳资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且高度依赖情感化的劳动控制。本文通过考察建立在乡村的颇具特色的生产政体，尝试为中国转型期非正规小型工厂中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外包工厂;劳动过程;生产政体;类家庭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全球化迅猛发展，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个巨大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在这一生产链条之中，为了利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外包成为常见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外包制起源于欧洲，具有多种形态，在第三世界形成了跨国公司—本国正式工厂—非正式工厂—家庭代工的分散生产体系(谢国雄，)。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卷入全球化后，为了配合资本主义寻求廉价劳动力的逻辑，出台了“客厅即工厂”政策，将广泛的家庭妇女纳入劳动力网络(熊秉纯，)。
在全球资本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订单外包的工业逐渐渗透到了中国乡村，成为乡村工业化的重要一环。通过订单外包的方式，将生产资料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任守云，)。福建莆田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承接台湾制鞋产业的转移，近年来，莆田乡村地区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小型外包鞋厂。这些工厂用工上高度女性化和灵活化——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来自周边的家庭妇女，她们在工厂做工的同时兼顾家事。
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到布雷弗曼的“构想”与“执行”分离再到布洛维的生产政体，劳动过程的研究经历了从“工场决定工人”到“工人主体性的回归”(何明洁，)。之后的学者延续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引入性别、宗教等主体性，将布洛维的抽象的工人具体化了。然而，工厂的生产政体，不仅受制于工人主体性的差异，也受到工厂所在的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些建立在莆田乡村、雇佣大量当地已婚妇女的小型外包工厂的劳动过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本文通过莆田乡村S厂的个案研究，试图探讨小型外包工厂中的劳动过程，以呈现全球化和乡村工业化背景下的工厂生产政体的新形态。
二、非正规经济与生产政治
劳动过程理论的提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批判，主要通过呈现生产场域中组织劳动的制度、机制和规范，探讨生产过程中资方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劳动者的反抗策略(马克思，)。
布洛维()提出了“生产政治”(politicsofproduction)的理论范式。他从“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两个角度入手，划分了强制大于同意的专制政体和同意大于强制的霸权政体(游正林，)。李静君()对深圳和香港的两个工厂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地方主义专制政体”和“家庭主义霸权政体”。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深圳，大量年轻的农村女性进入工厂，高度依赖同乡网络进行社会再生产，因此工厂利用地方性的社会网络，通过强制的纪律制度进行劳动控制，形成了“地方主义专制政体”。在制造业日落西山、劳动力短缺的香港，女工大多为已婚妇女，她们更多依赖家庭和亲属进行社会再生产。管理层在工厂中重申女工的家庭责任和身份，通过配合这些女性履行家庭责任来获得后者的“同意”，实现劳动控制，形成了“家庭主义霸权政体”。
上述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大多是针对正规工厂的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充分利用全球各地潜在的劳动力资源，非正规经济形态大规模涌现。对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发现，在订单生产层层外包、灵活用工的思路下，出现了四种非正规生产的形态:(1)未进行工商注册的小型工厂、作坊;(2)大中型企业在生产旺季将订单分解外包到附近的小作坊或家庭工厂中;(3)使用劳务派遣、学生工、赶货工或其他边缘劳工群体;(4)订单发包到乡村，动员妇女、老人和儿童等潜在劳动力(汪建华，)。
在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中，家庭代工以及依托家庭的小作坊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西方社会的发展里，至少是在韦伯的论述中，家户工厂最终会被大型正式工厂所取代，但在中国这种具有包买制特征的工厂大量存在，还成为工厂制度的重要补充(傅春晖，)。这类分散化、小型化的工厂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类工厂在空间上充分利用家庭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融合(童根兴，;沈原，)。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小型制造工厂和作坊遍及农村和城市社区，在邻里社区的走廊，各家各户的客厅和院子里基本都堆满了半成品(熊秉纯，;谢国雄，)。
其次，家庭成员是生产或经营组织的基本成员，其后扩展到人际关系覆盖的劳动力市场(童根兴，;陈文超，)。比如，童根兴()对河北“家户工”的研究和符裕()对河北白沟箱包业的研究都表明，雇主依靠朋友、亲戚以及熟人的介绍来招募工人，非正式化的网络关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人和雇主之间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二者往往还有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
最后，放大的家庭关系模糊了劳动雇佣关系，贯穿劳动过程始终(沈原，;童根兴，)。一些研究指出，“大家长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卫星工厂”里一个重要手段，工厂主雇佣大量亲属工，在给予“小恩小惠”维系人情关系的同时，以大家长的身份和权威来实施专制化管理(熊秉纯，)。女性的家庭身份也被调动进入非正规经济的生产和劳动控制中，强调女工的家庭责任是劳动控制的重要方面之一。比如，熊秉纯()对中国台湾的客厅工厂研究，指出已婚女工之所以能够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中坚韧地存活甚至乐此不疲，是因为这种劳动安排能够让她们一定程度上兼顾家庭照料。在此基础上，雇主和女工都认为后者的收入是辅助性的，妇女的工作是为了赚闲钱，以这种“外包共识”来评估计件工作的单价(谢国雄，)。在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小型工厂的研究也发现，拥有技能，且可以外出打工的女工，选择留守乡村的原因是为了履行其“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是一个基于家庭分工策略所作出的经济行动的决策(任守云，;陈文超，;白美妃，)。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建立在莆田乡村、雇佣了大量当地已婚妇女的外包制鞋工厂的案例分析，试图进一步阐释在劳动过程中，家庭的特征如何被调动形成特定形态的生产政体。不同于“大家长制”的专制化管理，这些小型外包工厂中的女工“同意”的制造不仅仅在于工厂帮助女工兼顾“家庭责任”，合理化她们的“赚闲钱”的逻辑，还在于将工厂空间变成了妇女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模拟出类家庭化的劳动关系，强调劳资双方和劳动者之间的道德责任以及高度情感化的劳动控制与反抗，制造出一种“工厂即客厅”的氛围。这种生产政体，既与外包工厂不稳定的生产安排有关，也深受当地家庭和性别文化影响。
三、案例介绍与资料来源
01
莆田的制鞋工厂
莆田市制鞋业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莆田市利用其有利的区位条件抓住机遇，承接中国台湾制鞋产业转移，制鞋产业正式起步。20世纪90年代，莆田市制鞋业通过承接全球订单，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个时期，两类小型鞋厂初步形成。第一类是大型企业利用莆田的廉价劳动力设立的小型分厂。第二类是由当地人自立的小型企业，其雇主基本是代工老板和小部分技术工人。年后，随着当地劳动力成本和地租的提高，大型制鞋企业纷纷迁出。但莆田市的制鞋业并未就此停滞，而是进入了小型企业林立的阶段，出现了小型企业的雇主和打工者同时本地化的特点。年后，低成本投入，高利润率，使得乡村工厂大规模出现。
资金、厂房、设备、订单、劳动力是创办工厂必备的条件。工厂大都是原有的代工老板或者鞋工创办，创办工厂的资金有些来自小家庭的多年储蓄，有些来自亲属借贷。工厂建在乡村里，要么是工厂雇主自己的家，要么是雇主租借的村民的房子。制鞋所需的设备针车和穿孔机，都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到相对便宜的二手机器。作为外包工厂，工厂的订单来自上游鞋厂。雇主依靠熟人关系与不同鞋厂建立联系，一般最初是依靠熟人关系取得订单，但是合作的维系则取决于工厂能否按时高品质地完成订单。订单很不稳定，当鞋业生产进入旺季之时，合作的多个工厂都会有外包的订单，这时候工厂就需要进行赶工。反之，当鞋业生产进入淡季时，工厂的订单就会减少，工厂就进入一个闲散期，没有任务的工人可以不上班。工厂用工高度女性化，工人绝大多数都是住在工厂周边的已婚妇女。然而，与以往家户工厂不同的是，这些女性在工厂的选择上，地缘比亲缘更为重要，女工们往往就近选择工厂，而不一定是到亲戚的厂子里做工，“离家近，便于照顾家庭”是最重要的考量。
02
S厂概况与资料来源
本文选取的工厂(为了叙述方便简称为S厂)是厂长萍子在年返乡创办的。它在马路边的一座四层的楼房里，其中一楼是厂房，地下室是仓库，二楼及以上是房东的住所。目前全厂45人，包括1名组长，1名品检，到厂工作工人37人，外包工人5人。这些工人除了负责穿孔的人是男性以外，其余都是女性。她们大多是周边的妇女，进入工厂的方式有的是通过熟人介绍，有的则是通过张贴的广告。全厂只有一条生产线，订单主要来自晋江，订单量浮动性高，最多的时候有九千多，最少的时候只有一千多。工厂主要是鞋面加工，一般在夏季的时候生产冬季的靴子，冬季的时候生产夏季的凉鞋。工厂采取计件工资的方式，每个月没有请假的话可以得到60元全勤补贴，不留在工厂吃饭的话可以得到元补贴。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文第一作者对工厂里的工人、组长和厂长的访谈。作者利用年暑假和寒假期间两次进入工厂，访谈了工人15人，组长3人，厂长2人，共计20人。每个访谈都在30-60分钟，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企业的发展状况。二是第一作者在年寒假期间以手工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工厂，在工厂进行为期7天的参与观察。为保护受访者，本文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四、工厂即客厅
熊秉纯()在研究台湾卫星工厂时提出“客厅即工厂”的概念，指的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劳动力，工人们把自己的住所变成工厂。这类工厂大多以家庭为基础，并通过血缘及家族姻亲关系实现家长式专制化管理。本研究提出的“工厂即客厅”的概念，则用来描述在莆田的制鞋工厂，老板与工人之间并无亲缘关系，工厂的生产政体主要是“霸权式”而非“专制式”的。具体而言，做工成为女工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在工厂中形成一种“客厅式”的工作氛围，家庭关系中的道义和情感特质被借用到劳动关系和控制中来。下文的分析将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对S厂的内部分工和日常工作状态的描述，呈现“客厅式”的生产现场。其次，阐述S厂中所形成的类家庭化生产政体的重要特点，包括劳资双方(以及工人之间)的道义纽带、情感化的劳动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人反抗的特定方式与逻辑。
01
生产现场：“客厅式”氛围
在S厂里，管理层主要分为厂长和组长两个层级。厂长作为工厂的所有者，是工厂登记时的法人代表，而组长则是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监督者。厂长主外，在外跑订单，拉业务，在工厂出现;组长则是主内的角色，是厂里的“管家婆”，承担着管理工厂日常运作的工作。莆田的外包制鞋厂的厂长一般都是男性，组长一般都是女性，然而厂长“主外”、组长“主内”是一种结构化的分工，与在位者本身的性别关系不大。比如S厂的厂长萍子，就是一名42岁的女性，在创办工厂之前在晋江的大鞋厂中工作了12年，当过针车手、组长、品检，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她负责对外拿货谈业务，接单送货;将订单拿回来之后，配合组长督促工人完成相应的工作量;在订单完成后，审核组长定价和工人的报表，拥有工人工资的最终决定权。组长负责分配流程、教工人生产、监控品质和调动工人积极性以完成相应的产量。当订单拿回来之后，组长需要先根据鞋子的难易结合工厂工人的人数划分流程。流程划分好之后，她教新来或不熟练的工人具体的生产方法。在生产的过程中，组长需要在工厂里流动监控每道程序的品质，在工人出现品质问题的时候，及时纠正。组长需要“照看好”工人——工人在厂时她必须也在厂，随时准备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同时调动起工作情绪，建立起一种类似在家庭客厅的工作氛围。
这是工厂的典型一日。早上六点半，萍子的母亲准时去工厂开门，打扫工厂卫生，准备早饭。七点左右萍子来到工厂，吃早饭，帮忙打扫卫生，清点准备材料等。七点之后断断续续就有工人来了。
组长琼子在八点到达工厂，她先核对昨天的产量，检查每个工人的进度——雪子昨天做得少，积压了好几筐;林姐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可以让她多帮忙一些。整体流程差不多的情况下，就可以安排新的订单流程了。忙完这些之后，琼子查看工人是否到齐了。八点是工厂口头规定的正式上班时间，琼子给逾时未到的工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