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和“哇哇”是父亲口中发出最多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我和弟弟把双手甚至双脚都用上，也比划不出所以然，只能相视摇头。母亲不一样，她有着灵敏的耳朵，眼神也好得吓人，能清晰地分辨父亲吐出的字句长短、喘气粗细、语调起伏……当然还有他石头般僵硬的表情的细微变化。这种被我和弟弟视为不可完成的解读工作，在母亲那里轻而易举。有时我们也会觉得母亲翻译的不是父亲的原意，我和弟弟一致怀疑，父亲说话的语气，怎么会和母亲一模一样？母亲肯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个人的创作。有时母亲的耳朵又灵敏过头了，从厕所里拎着裤头，急匆匆地跑到父亲的躺椅前，喊着：“他说什么了？”而父亲其实在昏睡。

“那座桥，肯定是要修的……”母亲疑惑了许久，从父亲的口中翻译出这么一句话来。可能是这话太出乎她的意料，她忍不住立即跳出翻译的身份，对父亲强加批判：“你都这样了，修桥不修桥，关你什么事？你还能去走一走？你还能爬到桥墩上去？”嘲讽完，母亲又有些感伤，说父亲变成一棵树也就罢了——至少也得是体谅她的树吧？他此时无视她独自拉扯我和弟弟这两只猴子的辛苦，竟然去关心一座他永远也用不着的桥，这不能不让她心寒，不能不让她觉得他的心也差不多要硬化了。母亲被自己翻译出来的话惹得闷闷不乐，父亲却在木躺椅上一动不动，脸上像笑又不像笑，那是一种凝固的表情。

我几乎记不得父亲是怎么变成这个模样的，他身子僵硬了一半，随时抖啊抖的。但此前毕竟还能走动，这两年则是不要人扶着，就基本上只能躺着了。我问过母亲那是什么病？她丢过来一张发黄的病历单，上面写的字我都认识，却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躺椅占据了父亲生活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床上。他刚开始没法走动时，镇中学里的老师时常过来看他，有人还说他命好，说他基本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美好生活。也有反驳的：“谁说王老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他比这个还要命好，手都不用伸，嘴巴也不张，都得靠旁人伸手好不……”因是熟人，这样的笑话并不能引起母亲的反感，至于父亲，他都成为一棵树了，他的感受自然已被忽略。也有说母亲命好的，理由是，这几年，相邻的镇子发廊林立，妓女横行，很多男人时常往那边跑——镇中学里跑得最勤的，就是校长了——我父亲对我母亲如此忠诚，从没去找那些发廊女，我母亲的命，能不比其他女人好？

父亲早年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们家自然也就在镇中学校园里。父亲倒下后，维持生计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母亲身上。学校里有不少乡下学生，学校没有宿舍，没法住，很多老师就把所居住的房子隔成小间，摆上陆架床供乡下学生寄宿，也给学生煮饭，收些寄宿费、伙食费。我们家里就住了十多个乡下学生，整天叽叽喳喳。房子早些年被父亲修了第二层，二楼偏南的角落，是我和弟弟的空间，和寄宿生保持着距离。

我听过关于父亲的一些传闻，说他早些年，即使不算英俊潇洒，在镇中学那一堆矮黑的老师中，也称得上鹤立鸡群。作为镇排球队的主攻手，他还参加过县里组织的排球赛，到县里的大场地接受过县太爷和无数观众的欢呼。而父亲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一直是纠缠着我的问题。问母亲，她不是话语不清，就是不耐烦地喊：“小孩崽，问什么问？问了，你能医好？”而这一切，在弟弟那里，都不成为问题，他对父亲的事不觉丝毫不快，他是家中唯一无忧无虑的家伙，吃饱了睡，睡足了玩。在镇中心小学读书的他，据说已经培养了几个小跟班，整天行凶作恶，有时甚至守在小卖部门口，看到同学拿着冰棒出来，夺了就跑。这些传闻我和母亲并没亲眼见，而是来自前来告状的弟弟的同学父母。

母亲在这时，基本上对打上门的告状不正面回应，而是显示出了政治家的狡猾，她摇晃着躺椅上的父亲：“你起来咯，你起来，把那小贼子打一顿，哪这么坏哦？人家都找上门来了……”她一摇晃，父亲口中就支支吾吾地发出些什么声音，她便侧耳听：“你要干嘛？你要放尿了？要放尿？刚放半个小时，又要放？……”母亲对着门口的来客摇头苦笑：“你先……等会，我先扶这棵树去放尿，回来再跟你一块收拾那小贼子……”来客的兴趣和斗志已被消磨殆尽，扭头就走——心软的甚至还会安慰安慰，安慰出母亲的眼珠泛红。父亲那被母亲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尿意，帮助我们家击溃了无数强敌。

那场台风是在暑假来临的。镇子就在海南岛最大的一条河流的南岸，在关于这条河的记忆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洪水相关的。每次台风过后，上流的水库装不了那么多水，就开闸泄洪，河水暴涨，小镇的大部分房子，便泡在浩浩黄汤之中。有些早富之人，修建了房子的第二层，便安然地在二楼窗口，看着其他人在黄汤中手忙脚乱，自豪感倍增。低洼处的房子，往往被浸泡一米多两米，手忙脚乱搬迁家具的人咬牙切齿：“一定要赚到钱，把第二层修起来。”

台风夹带雨水，开始了猛烈的袭击。下午，母亲已经从菜市场带回了风雨侵袭带来的变化——菜价翻倍。母亲咒骂了卖菜人黑心肝之后，还是买多买了一些菜，并且贮存了面条和饼干。我们的房子在镇中学校园里，依傍着小镇的高地“下村岭”，往年的洪水从来没有涨上过校园。母亲不怕洪水涨到家里来，却还是带领着我和弟弟把不能泡水的东西搁置到高处。每放好一件东西，母亲就哀怨地看着躺椅上的父亲：“水要真来了，那棵树可怎么跑？”

天色渐黑，迷蒙之中，校园里的树七倒八歪。母亲从信号极其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收音机里得到新的消息，说还有大风要来，大雨也跟在后头。唯有弟弟十分兴奋：“要跑水吗？要跑水吗？水肯定会浸了我们家吧。”他强烈地期待着洪水的到来。雨水随着夜色变深而不断加大，母亲有时会披着雨衣到学校里的小卖部打听消息，回来就宣布，水涨到哪哪哪了。父亲被扶到床上，可他还没睡，嘴里又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母亲用毛巾擦拭着头发，听了一会，骂道：“又关心那破桥了。水这么大，修什么桥都没用。这条水，每年不死几个人不甘心。”

一有风雨，父亲体内潜伏的风暴也冒头应和，他手脚抽搐，口中发出呻吟。母亲把门栓死，可没法把风雨声隔绝在外，雨水从门缝渗透，一楼的地板已然湿透了。电早停了，点燃的煤油灯光晕昏黄，我很早就睡了。不知夜里什么时候，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那是从父母亲的房间传来的，隐约听出那是父亲的声音，像是喊痛，却又有着某种旋律，竟像是一首歌。我想挣扎起来去看看，可浑身酸软，屋外的风雨声带着强烈的催眠力度，让我没法站起。

那声音，催我醒来，又催我睡得更沉。

第二天早上，雨小了许多，风时大时小，残枝断叶遍地都是。弟弟兴奋地喊着：“跑水了，跑水了。”母亲看着他，要怒未怒。小镇低洼处全都泡在水中，很多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高处，也就是弟弟口中的“跑水”。镇中学已经打开好几间教室，让跑水的人家临时住下。父亲竟也起得很早，口中发出某种急躁声。我和弟弟不太理解，问母亲，她不好气地说：“他说，扶他去那些看看跑水的人。”这倒是个难题，雨是小了，风可没停，路面全是污水，要扶着他走到教室，那不比把带着一块巨石游泳容易。

瞧母亲疏忽，我溜出家门，朝教室跑去。有四间教室都塞满了人，有老有小，热闹非凡，有啃着饼干的，也有呆呆地看着别人啃饼干的。不时有披着雨衣的中年人出去和返回，报告着水位上涨到哪了。而其实不用出去，站在教室门口，就能瞧见低洼处的校门，已经有半个人高的位置，浸泡在污水中。跑水的人说什么的都有，不清楚那到底是哀叹倒霉还是觉得兴奋。小孩们都是很高兴，已开始玩捉迷藏。

趁着雨小，我跑回家里。在门口，就听到了母亲的呼天抢地，左右邻居都在安慰她，她却没有调小音量的打算。父亲在躺椅上喘着粗气，眼睛瞪得鸡蛋一般，已经僵硬的脸皮，在试图表达某种情绪，却只能组织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怪异。弟弟沮丧地站在旁边，眼珠通红，很显然也哭过。我不敢说话，悄悄地用衣角擦着头顶半湿的头发——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母亲几乎是不间歇地号了十分钟，才渐渐收敛。邻居们劝说多了，觉得没意思，摇摇头各自回去。

屋外，一片极大的乌云压过来，这雨，还得下。

问弟弟发生了什么。他说：“爸一定要去看水——妈拗不过他，扶着他出去，没走两步，就在那摔了，你看，就在那！”他指着门口几米外的一个水洼。整整一个上午，母亲都憋着脸。副校长带来了镇政府买的面条和黑糖，让母亲煮上一大锅，端到教室里，给跑水的人吃。面煮好了，弟弟要抢着吃，被怒气未消的母亲按在门板上打。母亲边打边叫：“老的气我，小的也不听话，打死你这个气人精。”弟弟嘴硬得很：“你气爸，打我干嘛？你去打他！你打他！”

母亲手一松，说不出话。煮好的面条装到水桶里，母亲和我一起抬着，放到三轮自行车上，盖上雨伞，母亲在车上骑，我在车后面跟着扶。长长一声叹息后，母亲说：“阿黑，你要听话点，你也不听话，我就真气死了。”我眼睛茫然，看着头顶上直压而来的黑云，不知怎么回答。母亲说：“你爸心里想着别的女人了！”我愣了愣：“爸那样，动都动不了，怎么会……”母亲说：“他心还能动，他心里还想着。”我忍不住笑了：“真的心里想着，又有什么关系，他能做什么？也只能想想。”母亲踩车的脚立即停下：“谁说他不能做什么？谁说的？他昨晚不还哼那歌了，他不是老念叨着去看桥，他今天不还死活要去看水？”我记起了……哦，昨晚，父亲真是在哼着歌啊……可，这，和看水有什么关系？又和女人有什么关系？母亲又踩动三轮车，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也是，都死人了，还能做什么？”

我更加疑惑了，这又有死人什么事？

水退之后，整个镇子都铺上一层厚厚的黄泥。被淹的人家都在冲洗墙壁。水返回原位后，岸边青碧的茅草，也染上了层层灰黄。河边围绕着很多人，都是来看木桥的。小镇在河水南岸，要到北岸去，唯一靠的就是这座木桥。早些年还有木船摆渡，有一年，大水泛滥，木船翻了，一下淹死十多人，成为镇上人不愿触及的悲惨记忆。在那之前，镇上也呼喊多年，希望县里修一座水泥桥，这下死人了，不得了了，说是要修了，省里面也拨款了。最终也没修成，那些拨款被用来修建了县城里的一座新桥。此后，小镇上的人每到县城，都会望着那座桥叹息。为了方便，北岸一个村子自发集资修建了木桥，方便两岸人的往来，但需要收过路费，不然木桥没法维持日常的修护。每次大水之后，木桥都会被冲毁。不断地冲毁和重建，使得这座木桥，成了小镇人的念叨。这一次洪水太大，把木桥冲得比较彻底，眼力好的人，才能在若隐若现的水纹下，看出哪里曾埋下过木桩。根据母亲的说法，台风过后，父亲口中支吾着的言语，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关于这座木桥的。母亲对父亲的喃喃自语，露出强烈的不屑，还带着酸酸的语气。

台风过后，天热得有些过分，热风一起，父亲就有强烈的说话欲望，我和弟弟也在他的反反复复中，慢慢能猜出他的意思。他反复说，要去河边看看。

秋季开学之前，母亲终于松口了：“黑，你和你弟弟扶那死树去看看河水。”我暗暗计算了行走速度，要把他扶到水边，天都黑了。

母亲把父亲扶到三轮自行车上坐好，让弟弟扶着，我踩着三路车，朝水边去。

已经有人在修建木桥，木板和木桩，堆在河的两岸。

来到水边，一路上兴奋不已的父亲倒不再发声了。

三轮车停下，弟弟才松了一口气，跳下车，甩着手，说：“麻了，麻了。”

父亲靠在车上，他也只能靠着。我试图把他扶起，他脖子硬扭了一下，表现摇头。阳光很烈，劈头盖脸泻下来。还好有些风迎面吹来，带着河水的湿气。父亲眼睛发直，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在某一瞬，我觉得他变回了那个正常的父亲，那个我早已陌生了的正常的父亲。我有点心酸，不敢看他的脸。他已经多久没有用眼睛来打量这个小镇了？对于腿脚好的我们，这小镇是弹丸之地，吐痰一用力，就会喷到镇外去，可对他来说，这俨然一片无法穷尽的浩瀚汪洋了。

一个修桥人停下手中的活，对着我笑：“桥冲坏了，现在过不去了。得等几天。”

——他是以为我要带着父亲到北岸去吗？

那年秋季，我升上了初三。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她幻想着我大学毕业后，她就锦衣玉食风风光光。她对此坚信不疑。她最担心的是弟弟，他的顽劣已是难以管束——母亲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在父亲身上。各种风气吹进镇上来，赌啤酒机的、放黄色影碟的、吸毒的……到处都是诱人的场所，母亲很害怕弟弟到那些地方去。有时半天没见到弟弟踪影，母亲就开始癫狂，翻天覆地要把他揪出来。

我的同学当中，有人吸了粉，被父亲扯回家，扭到了戒毒所。也有的同学，拉帮结派，组成了一个小帮会，横扫一切，校警也对他们避让三尺。更引起议论的，是我班上一个看来最文静的女生，却被发现已经怀孕五个月，而她竟然说不出到底吹大她肚皮的是谁。我心里暗暗喜欢过她的——谁不喜欢她呢？可就是她，竟然大了肚子……这个建墟三百多年的小镇，骨子里有一种古板的东西，这种古板也让它保持着某种硬朗，不轻易为外物所击垮。可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临近——是什么，都说不上，但此前的硬朗在慢慢地消散。

深秋，学校换了几个重要领导。新的校领导刚上任不久，就把母亲找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母亲黑着脸就去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是学校来找，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学校是跟母亲商量父亲的事。按照校方的说法，我父亲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上课，虽然说当年办了内退，但有一些手续并没有理顺，今天找我母亲，就是商量着把材料补齐，补交一些钱；要不，学校停止给我父亲发内退工资。

校领导问意见时，母亲一言不发。

校领导又叹气又摇头。

母亲回来了。

看着躺椅上嘴角歪斜的父亲，母亲狂奔而出，堵在新校长宿舍门口不休止谩骂。母亲的这一次出征，完全是超水平发挥，她先把父亲晾出来，占据了一个道德高地，再哭诉她这些年独自带着我和弟弟的辛苦，再接着，她便在地上打滚，滚出满身尘土。我跑去看时，完全被她的气势吓傻了，不敢拉她。弟弟冲上去了：“来这里哭什么呢？要哭，也回家去哭，别在人家门口……”围聚的人越来越多。

弟弟伸出手去拉她，反被她扯住，按倒在地，狠狠地揍。在以往，母亲的手还没碰到，弟弟便会鬼哭狼嚎，这一次，母亲手上力道结实，弟弟却一声不哼。周围的人瞧不下去了，上前解救弟弟。话头就多了起来，吱吱喳喳，有人探头往校长宿舍门里看，让他出来说说话。

校长出来了。

这个新校长浑身都是圆的，这使得他说什么话都像是在笑。他笑着说：“什么事，好好商量。”我也是好久之后才想明白，他那不是笑，而是严肃、绷紧的谈话。后面的事，就很顺理成章了，母亲以她的哭天抢地，取得了胜利。

当天一直到很晚，母亲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她表扬弟弟出现得及时，说要不是他去拉，她都想不到法子打动校长呢！弟弟不理会母亲，他偶尔瞧瞧我，眼中射出奇怪的光。我很清楚，他这是责怪我没有伸手去拉母亲。住我们家的那十几个寄宿学生，都在暗自谈论着什么，当我把目光扫过去，他们就都安静了。

在暑假里，给父亲擦身的活都是母亲来，开学了，单单料理那十几个寄宿生的伙食都够她忙的，便由我和弟弟轮流给父亲洗澡。

把父亲的衣服脱下，让他在矮木椅子上坐定，我听到了父亲嘴里哼了一声。

“说什么？”

“……欧……”

欧？……是黑的意思？他是在叫我。

“怎么？”

停了好久，父亲寄出一些密码般的话语，……今…今天，你你你……妈……？

我愣了许久，把温水倒在他肩膀：“今天，没什么！”

父亲嘴里又哼哼哼着什么。我多希望还像之前一样，听不清他的发音，可近来，我发觉自己的理解能力在不断接近母亲，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的吱吱哼哼。他的发音带着浓重的浑浊，好像含着一口水，舌头在搅动水波之中，发出迷蒙的词语。听懂他的话，就是从浑浊当中，辨析出原意。说来很难，却也不难，他能说出的词句很有限，和他早些年在课堂上的口舌伶俐，已不可同日而语。理解他的话，当然也得注意观察他的眼神，那眼神看似呆滞，却掩藏着万千变化。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在简单的眨动之间，传达出如此丰富的意思。

我有时只能假装不懂。

我还没把温水浇到父亲的头发上，他的脸已经有些湿了。我拧掉毛巾上的水，用散发热气的毛巾，遮住他的脸，遮住他意义多姿的僵硬表情。

我眼前空了。

听懂了父亲的话，便有了向他证实的兴趣——比如说，母亲一直怀疑他心中想着的那个女人。

说到那个女人，镇中学里的人，都知道，甚至镇上很多人，也都听说过。那是若干年前在镇中学教音乐的一个女老师。关于这个女老师，流传着很多传说。比如说她性格高傲怪异，和所有她教的学生都如同仇人，每节课，她花一半的时间在向学生训话上。又比如说，她当年可算是貌美过人，吸引了无数镇上的年轻人的目光，可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她是眼睛长在头顶的人，怎么会看上那些二流子？这样的女人出现在一个偏远小镇的中学校园里，难免会引来纷纷议论，难免有许多关于她的花边新闻。她每个周末都上县城，被传成了她跟县里一个教育局领导的周末桃花开。女人们传说这些话的时候，证据确凿：“就她那样子，怎么可能不勾搭一个领导？她想调回县里啊！”

传言乱出的时候，母亲就曾听说过，作为镇排球队的主攻手的父亲，赢得了音乐老师的侧目。母亲从没亲眼见父亲和音乐老师一起出现过，但她坚信无风不起浪。以父亲保持得很出色的身材，以父亲教语文的能说会道，真要在镇上筛出一个能和那高傲女相配的男人，也只有父亲了。母亲和父亲闹过无数次，父亲都淡淡地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倒是想，人家看得上？”母亲不依不饶：“你果然想……你果然想……”又是一番闹腾。当然，也不排除母亲暗中去查找过证据。

那时，小镇上的男女要见个面，还偷偷摸摸的，有人传说木桥边曾是不少男女约会的场所，岸边齐人高的野茅，为约会者提供了天然屏障。我曾想象，某个淡月迷蒙的夜里，父亲外出了，母亲瞪圆她的大眼，寻遍大街小巷，寻到木桥边，在野茅中翻找，希望能抓一个现成。我问母亲：“你去岸边找过吗？”母亲哼哼冷笑：“我去那干嘛？你以为人家真看得上那棵树？”她在冷笑，但语气并不硬。我想，我爸当年还没变成植物呢！母亲冷笑完，也显得有些伤感：“唉，那些事，都多久了啊……人也死了……那么久，不记得了……”

音乐老师是投河死的，关于她的死，我就听到很多版本，每一个都蒙着让人心乱的桃花色。母亲叹息地说，镇上那么多张口都在传她的话，谁受得了？被人家传死的。多清白的人，被传这么多，都成了脏的了，她羞不过，才投了河。父亲在躺椅上哼着说要去看木桥时，母亲就嘲笑他：“当年和她一块到河边快活的，有你吧？是不是想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话总是会引来父亲的一阵笑。其实，那不是笑，他僵硬的表情没法自如地控制笑容，但还是能从他的眼角边，看到一丝笑意。

我向父亲询证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到底和音乐老师，有没有关系？二，他为什么这两年以来，一直想去水边看看？向父亲发问时，我却已经清楚，无论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僵硬的身体，掩饰了他的真实内心。父亲花了一个上午，才跟我表达清楚他心底的话，他认为，音乐老师根本不是投水死的，只是一脚踩空，淹死了。

我对音乐老师和父亲的关系，充满了兴趣，他们真的毫无交集，我就自己去构思出一个莫须有的故事。已经确证的一件事，是台风夜里，父亲嘴里哼的那首歌，和音乐老师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音乐老师负责学校的播音室，在傍晚时候，会播放一些歌曲，她的喜好，便强加给了全校的人。下午风吹起的时候，随风飘荡的，常常是一首邓丽君的歌——也就是父亲哼的那首。不止我父亲，当年校园里所有的人，都在这首歌的伴奏下，开始煮饭和炒菜，开始打小孩屁股和喂猪。

弟弟对我的沉迷幻想，很瞧不起。他越来越有一副老大的样子，指挥着五六个小伙伴，淡定自如。母亲看到他，觉得无比焦虑；看不到，更焦虑。母亲常说：“阿黑，你去问问，你弟不会又做了什么事了吧？”我说，近来根本没人上门告状，说明弟弟表现还是不错的。母亲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人家找上门的，那还是小事，最怕的，就是他去做见不得人的事。我说，按照你的说法，从没人上门告我，是不是我做了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坏事？母亲不屑地看着我：

“就你？放个屁都没臭味……”

一天夜里，弟弟鼻青脸肿回来，母亲盘问了许久，他也说上一个所以然。他根本什么都没说。母亲找了一根布带，把弟弟双手反绑，挥舞着木棍打他的屁股。我上前拦，挨了几板子。弟弟不领情，说：“拦什么？让她打。”母亲手腕酸了，丢下棍子，掩面抽泣。最后，是家里的寄宿生上来劝说，才给弟弟松绑了。那些寄宿生翻找来刺鼻的正骨水，给弟弟擦拭着身上的淤青，劝他以后不要这么嘴硬。

母亲指着躺椅上的父亲，手臂颤抖。

——她抽搐的手臂，多像是父亲的。

木桥修好的时候，在北岸的收钱点燃放了一挂鞭炮。父亲不知如何得知新木桥即将通行的消息，要求我们推他到水边看看，被母亲断然喝止。我去看了，水中已经有两个被冲毁的旧木桥遗迹——被冲毁后，水中残余的木桩若想拔出来，需要花很多气力，修桥者往往便在原址移动两三米，重新打桩。我回去后，和父亲说起了木桥边的情形。他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

“点了炮，炮炸完了，就通路了……”

“堆……响……波……”父亲发出的声音，在我耳中自然过滤，排除掉浑浊和歧义，排除掉腐肉和杂物，剩下的意思，便是“水深不”？

“可以过桥，不深。”

父亲不再说什么。

父亲不愿提，但在母亲的含含糊糊中，在她的嘲讽、痛斥和心疼中，我还是知道了父亲对木桥的奇异感情。当年船翻淹死人后，镇里组织材料，向县里说明修建一座水泥桥的必要。父亲作为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是镇上一支笔，他挖空心思，把材料组织得情感饱满血泪纵横，总算打动了上头。后来批钱了，可桥却修在了县城里，这让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接受，他不断怀疑，是他没把材料写好，才导致那座水泥桥飞了。母亲看着父亲，像看着她最小的儿子：“你爸就那样，跟他没关的事，也挂心着……现在好了，他变成木头了，拿去插进水底，倒是可以当木桩。”

父亲发病初期，母亲经常以泪洗脸，后来习惯了，母亲也变换了另外一副模样。父亲好的时候，母亲是性子和善，父亲发病后，她开始活力过剩，嗓门变大声嘶力竭。父亲发病后的种种事情，开始在我脑海中攻城略地，把此前的记忆驱逐殆尽，好像父亲从来便是躺椅上的这模样，好像母亲从来便是这样的不可理喻。

父亲当老师时的备课本被母亲叠得整整齐齐，好像他有一天还会站起，抖掉上面覆盖的烟尘，夹在腋下，就朝教室走去。我是在家里大扫除时发现这些备课本的，解开绑着的细绳，我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翻开武林秘籍。并没有记着什么秘密，父亲授课时的篇目，和我课本里的所学，有了一些变化，但也有相同的。本子里记着的某篇文章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和我在黑板上抄来的，没有多少变化。备课本的纸张已经泛黄，蓝色水笔所留下的痕迹让人疑惑，说不出本来颜色就那样，还是时间让颜色彻底虚化。

父亲好像不是太有耐心，每一篇课文的教案，开始时候工工整整走正步，写到篇末，文字笔画脱离引力，开始飞行。翻看那堆厚厚的备课本，我就坐在父亲的躺椅边，他眼角有股骄傲。我知道，那些一次次起飞的文字，是他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对正常人或许意义不大，对他，却不一样。要是没有这些本子，他会不会在日复一日的僵硬中，怀疑起所有的往事？

我想在备课本中发现一些父亲的秘密，若是里面夹着当年的音乐老师送给他的纸条之类，那就更好。倒还是有些发现，比如说，一个本子的末尾那页，写着一首歌，是《东方红》的歌词，歌词顶上是谱。歌词的字，是父亲的笔迹，开始那行，整整齐齐，写着写着，又脱缰跑马了；而歌谱，则不太像父亲写的。另一本子的封三，则只有两根线条直直垂下，是一个长发女人的轮廓。我惊喜地问，这是什么？这歌谱是不是音乐老师写的？你画的这个，是不是她？父亲呆呆地，好像是搜寻了好久，才给我一个说法，说当老师时经常开会，有时听得犯困了，就随手乱涂。我照着父亲的指示，果然，在每本备课本上，都发现了一些乱涂乱写，有画在某篇讲义开头处的街上的挑担人；也有在半页空白处随手记下的胡言乱语。这样的随手记录时时出现，塞满他备课本的各个角落。我想，若是学校抽查他的教案，他会不会觉得脸红？

我正处于擅长幻想的年纪。比如说，我曾暗恋过的那个被查出怀孕的女同学，她有时只是扭头看看窗外，我便觉得那扭头的动作里，饱含着对我的深深思念。她问我一道方程式的解法，被我解读成对我的极度信赖，那个X的最终答案，意蕴万千，最终将指向她对我的爱情；她问我有没有看到某某老师，我又心想，她是在跟我表白吗？……唉……她，怎么能跟别人弄大了肚子呢？怎么能……？哦……怎么说起她了，她退学，我多心疼啊……算了，不想她了……虽然我还是挺想的。我还是想说我父亲。

我的意思是，我其实不断在幻想着，给父亲重新绘出一段被涂去的时光。那些我的幻想，永远不能被证实，却也不会被证伪。就算备课本上都是父亲开会时的乱画，谁又能否定，那首歌，不是他想到了她，想到了她在某次教职工联欢上的摇曳生姿的歌唱，心有所动，才记下来的？谁又能否定，那长发垂垂者，画的不是她？或许父亲只是不想把五官画出，让人看到他的心事。本子空白处那些零碎难懂的句子，也难说不是父亲内心的密码。就算那个歪斜的挑担人，也像是父亲的某种难以卸下的孤独。

没有在无边幻想中滑行多久，我就被甩回现实。深秋入冬后，天气渐渐变凉，我们家也迅速陷入寒冬。母亲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去菜市场买青菜、猪肉和粉条，给家中的寄宿生煮早餐。我一般睡到早餐快煮好时，被滚烫的粉条汤的香味熏醒。而这一回，是母亲的凄厉尖叫，让家中的人迅速包围在父亲的床边。母亲已摇了父亲好几分钟，他还是没能睁开眼睛。此时他的四肢都在发抖——发抖是常态，可从没抖得这么厉害的，关键是，怎么摇他也醒不来。邻居也围聚来了，有人就跑出去找车。天色没完全变亮的时候，父亲被抬上镇上拉客的一辆小面包车，医院飞驰而去。母亲的哭诉声在冬晨的寒风中，冻得失真。阴冷的黯晨，带着强大的吸附力，吸走了母亲的呼号。一位与父亲交好的体育老师，也随车一起去了。

已有邻居老师家的阿姨，帮着煮好母亲做了一半的早餐。寄宿生们也没怎么闹，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似的，不说什么埋怨的话。他们默默吃着早餐，安静得让人害怕。弟弟不吃，一碗热汤粉很快变凉。邻居阿姨摸摸弟弟的肩膀，她的眼圈倒先红了。我对弟弟说：“吃了，赶紧去学校吧，中午放学，估计他们也回来了。”弟弟蹲在厨房已经渐渐暗下来的炉火前，双手抱头，肩膀像起伏的浪。我拎着潲水，到屋子后面的猪圈把家里的几头猪喂了。天色已白，校园里传扬着清晨的广播。一首进行曲，曲调铿锵，是早操的前奏。

“哥。爸还会回来吗？”弟弟抬起头，嘴唇冻得有些发青。

医院照顾父亲，就没法给家里的寄宿生煮饭。下午时候，医院赶回来，叫来邻居三个阿姨，也叫来家中的寄宿生，把他们分成三组，在我父亲出院之前，他们就分别到那三个阿姨家吃饭，所需花费，寄宿生直接跟三位阿姨结算即可。我和弟弟也被分配给了我们家左边的那阿姨。非常时期，大家也没什么意见，都沉默着，似在等着母亲宣布那个人人最关心的消息。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抢过来了，还要留医几天，问题不大。”弟弟说：“我想去看爸爸。”母亲扯扯他的头发，把他的袖口整了整：“你周末再上去。”母亲交代完，收拾了几套衣服，走进阴凉的下午风，去赶往县城的车。

周六，医院见到了父亲，他基本上已经恢复成“那棵树”的状态。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是“最正常”的他了。病房里散发着刺鼻的药水味，走廊里吹着酸败的冷风。父亲病床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不少水果，母亲说是父亲学生送来的。父亲的不少学生，就工作在县城，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就赶来看了。我们进病房时，就有两个父亲的学生正挥手离开。吊着盐水的父亲当然没法说什么，可嘴角却有着一些骄傲。这是他曾当过老师的骄傲。弟弟难得的安静，他绕着父亲的病床转了一圈，在观察着什么。

父亲的眼珠子随着弟弟的移动而移动。从他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弟弟的爱怜。或许，在他心里，是有着对弟弟的亏欠的吧。母亲怀弟弟之时，也是镇上抓计划生育最疯狂的时候。母亲后来跑到一个偏远地方的亲戚家躲着，弟弟生下后，也被寄养在那个亲戚家。弟弟两三岁的时候，性子一直孤僻，话都不多说，见到人就往角落里面躲。我和弟弟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每次带着我去看弟弟回来，父亲就连续好几天心情不好。若是母亲去看，则是她找父亲吵闹。有一天，父亲跟母亲摊牌了，他想把弟弟接回来。母亲说：“你还想不想教书？”父亲说：“这老师，不干也就不干了，饿不死。”弟弟就被接回来了。没等计划生育找上门，父亲便病倒了。但也听说曾找上门过，学校曾多次来商量怎么办，都被母亲给击打回去了。后来在镇上管计划生育的，换成了父亲一个朋友，母亲就去问，该怎么办？那人想了许久，说，还能怎么办？就这样。后来也再没人上门问这个事。弟弟也是在家里过了许久，才愿意喊父亲叫“爸”，喊母亲叫“妈”。弟弟已经小学五年级，他现在对此前住在亲戚家的记忆，已经越来越迷糊，有时听我们讲起，他以为是我们合伙骗他。他终于长成了我弟弟。

绕完了病床两圈，做完了视察工作，弟弟点点头，说：“很好！”

我们正发愣，弟弟又说了：“还有两天，就能回家了。”

医生竟真的在两天后同意我父亲出院。

这一次住院好像使得父亲改变了一些，又好像什么都没变。父亲更加沉默了，原来的呜呜哇哇也很少出现了。母亲显得有一些忧虑，她时常站在父亲的躺椅三米开外静静看着，希望父亲能发出什么声音。父亲的眼睛，也愈加空茫，有时整整一天没说话。

冬尽春来，我和所有的毕业班学生一样，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复习上，关于父亲和音乐老师的故事，我也没闲情去编造了。春天一到，天气一天比一天更热，夏天在望，毕业考试也越来越近了。夏天开始后，父亲潜伏已久的说话欲望又开始蠢蠢欲动，或许是因为太久没发声，他的声音，已经难以理解，不仅我和弟弟说不上个所以然，母亲细心倾听之后，幻想、联系、猜测……所有的招数用上，也没法翻译出一句确切的话。

我能看到母亲的沮丧，连她都听不懂父亲了。父亲终于彻底沉入了他一个人的世界，和我们隔着高高的围墙。父亲的眼睛蒙上一种浑浊的水汽，昏黄、模糊——那不像是活人的眼睛。没法行动的父亲，难道却能自由穿行在活着和死去之间吗？在气温最高的时候，我终于参加完中考，绷紧的弦一下子松弛了下来。那是年的夏天，即使是小镇上，也在风传着世界末日的讯息。考完试的同学，也不关心考得怎么样，而是到处传阅着一本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印刷极差的《诸世纪》。他们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末日将会在哪天到来？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说的，说那些不正常的人，都会给我们指示。有一次，有五六个同学叼着冰棒，在高温中来到我们家，围着我父亲，向他询问启示。母亲的脸黑沉得难看，而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耻辱，操起一根木棍，就朝那几个同学挥舞过去。母亲拉住了我。那几个同学丢下冰棒，落荒而逃。冰棒在发热的地板上很快化了，我忍不住痛哭。

母亲冷冷地说：“你马上要上高中了。到时候去城里读高中，可就要住校了，不能在家，那都要靠你自己了……”由于是暑假，家中没有了寄宿生要照顾，母亲也闲了下来，她让我去找一些同学玩，不要整天窝在家中。当时很多同学轮流请客，邀请伙伴到家里来玩，招待一翻。父亲的事，曾是同学的一个谈资，这让我在和他们交往时，总是有一些疙瘩，我拒绝他们的邀请，也拒绝邀请他们。

我又翻开了父亲的备课本。

当纸页翻开，躺椅上的父亲发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怪叫，手脚抖得厉害。母亲赶忙来把我手中的备课本收走，绑好，父亲才慢慢平息下来。母亲把备课本藏到柜子里，锁好了，她害怕我再翻开，把里面的什么东西放出来。而父亲到底是想起了里面记载的什么，才让他情绪大变呢？我任由自己的想象无边放飞。在我的构思中，当年的一个教职工晚会上，音乐老师演唱了，演唱的并非邓丽君的歌，而是那首《东方红》。虽说是一首带着浓重的政治味道的歌，可音乐老师用的是一种深情款款的演唱方式——邓丽君的方式。这首歌罢，现场所有的教职工都沉默了。父亲也是被震傻的一个。他从没想到，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竟然可以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以为是对着耳边呢喃的情歌。本来应该喝彩、喧闹的场面，竟然静了下来。主持人提醒下一个节目开始后，场面才慢慢缓解。也就是这一次之后，学校里很多男老师都开始不信那些关于音乐老师的传闻。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个生活不检点的人，怎么可能唱出这样的歌？而这结论在女老师那边是不是截然相反，不得而知。音乐老师在学校中说得来话的人没几个，这使得她的课后生活，成了一个不大为人所知道的秘密。父亲后来有没有和她有正面交集，那实在是不好说。但我想，两人肯定有过点头相视的时候。比如说，某次校园中相逢；比如说，父亲参加排球比赛时打出一记好球后，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她……因为这些，父亲在备课本上那些乱涂乱画，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正因为有这些，她死后，父亲才一直念念在心，三番五次要去看木桥，看她投水的地方。

我没有问母亲，父亲的病到底发生在音乐老师死之前还是死之后。我没有查证的兴趣，我只会去幻想出一个好玩的故事——我不相信父亲向来是一个如此如此无趣的人。在我的幻想中，若是音乐老师自杀了一段时间，父亲才变成植物，那故事可能便是这样的：父亲曾多次在夜里踱步到河边，望着木桥发呆；此前滴酒不沾的他，也学会了喝两杯。而若是父亲病倒了，音乐老师才死去，那故事又再次变换：音乐老师也曾想象过我父亲的出现在她生活当中，而现在，我父亲的倒下让她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她投进了水里。当然，若是把故事想象得更加惨烈一些，可能便是：父亲和她相约好了木桥相见，父亲没去，她便……

我很清楚，这些沉迷于自我的故事，和父亲无关，和音乐老师无关，和真实更没有丝毫沾边，但在那个所有同学都在谈论着末日的时候，我更愿意沉迷在这样的虚构里。当时，我几乎把镇上小租书店里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翻阅了一遍，有不少的小说，一到精彩的情节，便被撕掉了几页，我只能靠想象来把所有的情节关联起来——也许，我的喜好乱想就是这样养成的。

没想到的是，那个暑假后来发生的事，远远超出我虚构能力范围。

在热气不断沸腾的时候，我接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左手挥着信封，右手捏着信封里取出的通知书，走完门口的左边，再往右边拐，她在向学校里所有的教职工家属炫耀她的大儿子。

当天晚上，母亲还杀了只鸡，往墙角的婆祖拜了拜，念念叨叨。她还把通知书在父亲面前摇晃，想让父亲也高兴高兴。父亲的反应并不明显，他口中发出几声沙哑的嘶鸣，像是高兴，也像是悲伤。母亲没能高兴几天，很快地，她发觉了，这张录取通知书，几乎等同于一张催款单。通知书上面写着的报到的日子，是一个让她心惊肉跳的数字。在烈日下，她骑上了自行车，四处找亲戚筹钱借钱。我说，也没有那么夸张，又不是上大学。她紧绷着神经：“要到省城读书了，没钱，能行吗？我得准备好……”在她眼中，我即将沦为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子。

八月底的时候，台风又来了。风不大，雨却不小。这场雨让母亲地安闲下来，我们几个人，蹲坐在门口，看着外面越压越黑的天，雨已经不能称之为雨了，那是一条江从天空砸落。母亲用手指敲敲我的额头：“你考这么好，不让你读吧，哪甘心？让你读吧，读得起？”弟弟在旁边笑了：“你就别到处炫耀你的大儿子多厉害了，连卖猪肉的歪嘴昆、开饭店的黑手义，都在传你的话了。”母亲一把扯过弟弟，狠狠在他屁股拍了三巴掌：“你要有你哥哥十分之一，我就笑破肚子了。”瞧了瞧躺椅上的父亲，她摇摇头。

大雨给闷热已久的天降了温，加上停了电，雨声哗哗中，我们都睡得很早。

那几乎是我睡得最沉的夜晚。

实在是太沉了，所以听到母亲发出尖叫，我和弟弟都醒来了，摁开床头的手电筒，呆了足有十几秒，还在怀疑都听错了。母亲的哭声传来，我和弟弟才跑了过去。母亲靠在她和父亲的房门前，表情惊恐。我和弟弟用手电搜索着房间，没发现什么异样。光束再扫了一遍……等等……房间好像空了一些……少了什么？

少了——父亲！

没人扶就根本坐不起身的父亲，竟然消失不见了。

虽是暑假，不需要准备寄宿生的早餐，可后头那几头猪还是让母亲天不亮就得起床烧火熬猪食。电还没来，等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小时，听到屋外的雨声好像小了一些，母亲走回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竟发现我父亲不见了。我和弟弟扶住母亲，她猛地一震：“穿衣服。”我和弟弟把衣服套上，披上雨衣，就赶忙下楼。一阵凉风吹来，楼下的门是开着的，说明父亲就是从这门走的。难道母亲刚才上楼时，竟没发现门已经开了吗？

我和弟弟走进雨中。

母亲敲开了左右邻居的一扇扇门，敲亮了一支支手电筒。

要往哪个方向找？我握着手电筒，指向哪个方向，都是错的。

弟弟却闷着头，不断狂奔，我只能跟着。

身后那些被母亲点亮的手电筒，也四散在漆黑的暴雨中。

弟弟顺着中学校园跑了两圈，我的手电筒一直跟随着他。他跑在手电筒的光圈里。绕两圈之后，他可能觉得父亲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便奔出校园，跑上小镇的街。天已经渐渐泛白，暴雨中，没人在活动。此时，街上的水已经泡到了小腿，想跑得快，是不可能的。而越朝北，水越深。河水慢慢涨上来，满眼所见，皆是汪洋。我脑子全是空的，只能跟着弟弟跑，我只能相信他的直觉。眼前泛滥的水，让我想起了同学传言着的《诸世纪》和末日，这，就是末日吗？这，还不是末日吗？我拉住弟弟，再往北，水就越来越深，谁都不清楚哪个地方会忽然冒出一个吃人的深坑。学校里的帮忙找寻的教职工和家属，在翻遍了小镇的街巷后，渐渐汇集。消息已经传遍了小镇，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天亮了，雨势减弱，披在身上的雨衣已经失去了作用，手电筒不知在何时跑丢了。我每跨一步，都是在拖着一条河，两腿酸软。弟弟没有放弃，还精力十足。两个男老师走过来，一个夹着弟弟，一个拖着我，往学校里拽。弟弟挣扎着，扭动如蛇，他没哭，也没有难过的表情，只是挣扎，不服输的挣扎。母亲也被几个阿姨摁坐在门口那张躺椅上，她一试图站起，立即被摁下去，有一个阿姨手上拎着一根绳子，估计都准备绑她了。两个男老师黑沉着脸，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把我和弟弟身上的衣服全剥了，扯毛巾给我们乱擦了两下，接过一个阿姨翻出来的衣服，就往我们身上套。

圆乎乎的校长也被惊动了，他来到我们家，把这当成了临时指挥中心。他让母亲不要着急，他会安排人去找。干衣服套上后，我觉得身上越来越冷，手脚不由自主抖起来——像父亲往常那么抖。弟弟的嘴唇全青了，我的，应该也一样吧？母亲望着弟弟，人都呆滞了。回来的人，不断摇头，校长越来越担心，甚至可以说是害怕了。他来回踱步：“怎么可能呢？王老师……他根本都不可能走得动的啊？他连站起来，都不可能的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也叫人到镇派出所了报案，派出所已出动查找，回的消息说，只要我父亲在小镇几公里的范围，那都不可能被遗漏——他肯定已经离开小镇了，水太大，河中没法找。

雨下不绝，有不少人已在议论，是不是又要跑水了，看这雨势，水眼看要淹上中学啊！这场雨，浇灌得每个人都心里发虚。我头痛，不停地想着，父亲到底是怎么离开家门的？他用了什么办法站起来，走出去？……我身上一阵热一阵寒，脑子每每在快要想出答案时，忽然堵死。

——又得重新想。

围聚在我家里的人，议论的重心也转移到我父亲怎么行动这件事上。所有人都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忽然就病好了？站起就能走了？被鬼带走了？被贼抬走了？……这些可能性荒诞而可笑。可这不合情理的事，随着雨势，不断地冲击着每个人，家里的气氛显得很诡异。

校长抬起脚，狠狠地踢在门上：“总不能长出翅膀飞了吧？”

校长安排好人，轮流守在我们家，不让我们跑出去，外面水大，一旦情绪失控，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母亲家的两个舅舅两个舅妈，也在下午时分来到我们家驻扎；爸爸的一个堂兄，也带着两个黑黑壮壮的堂哥，在傍晚时分赶到。他们包揽了家中所有的活，也不断轮流出去查找，就是不让我们母子三人出去。

母亲的眼神越来越木讷。

我闭上眼睛，到底是什么力量让父亲站起，走进雨雾？

是什么？

大水最终没像去年一样泛滥，只是装腔作势了一下，雨变小后，河水很快就退去。之后的好些天，寻找父亲的工作没有停止，可没有任何进展。寻找范围扩大到下游十几公里。倒是发现了一具浮尸，肿成球一样，两个舅舅和带着我两个堂兄寻过去。母亲在家中几乎哭死。他们很快就回来了，说那不是我父亲。母亲哭着喊着：“你们别骗我，和我说真话。”大舅说：“不骗你，真不是。”母亲猛地站起：“不行，我得去看看，若真是……”大舅哭苦笑不得，喊起来：“他妈的，那是一具女尸。”

木桥没有被大水冲垮，水退到桥面之下，很快便通行了。在大舅的跟随看管下，我们和母亲来到了木桥。母亲在桥头边站了好久好久，她移步了，慢慢寻找，希望发现些什么。回家后，她买了一只鸡，杀了之后，带上香烛，再次来到桥头边，开始祭拜。她指着一块四十公分高的石头，说：“就是那，就是那。”

她的确信无疑，让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哭出声来。

我和弟弟都知道，父亲是不会再回来了——即使他只是那么样一个父亲，也不可能再有了。母亲时不时木木地问我：“你想想，你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怎么一回事？

到底什么怎么一回事？

我试图为父亲想一个结尾：雨声很大的夜里，我们都睡得很沉——有歌声在雨声中传来，那歌声有催眠作用，我们便睡得沉。父亲不一样，这熟悉的歌声不但点亮了漆黑的雨夜，也疏通了他身上所有筋骨和血脉，他的手脚竟能动了。歌声越来越清晰，父亲的手脚就越来越活动无碍。等母亲起身去熬煮猪食的时候，父亲竟然能坐起来，不但坐起来，还下床了，还能走动了。他推开家门，顺着歌声，走进倾盆夜雨。歌声响处，闪着微暗的光。微暗，可是夜雨唯一的光。父亲看到了一头垂下的长发，那长发突兀而动人。父亲越走越快——已经不是走了，是飞，御风而飞，雨水落不到他身上。父亲也终于看清，光的来处，就是那座被泡在水中的木桥。雨水早已淹没木桥，亮光竟从水底射出。父亲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他朝木桥飞去。

我以为这样的乱编，会让母亲十分生气，谁知她竟很平静，她说：“若真的去找那音乐老师了，就好了。若真是，就好了。”母亲摸摸我的耳垂，我想，她其实是很清楚我所想到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尾的，她不愿说，我也就不讲。那个版本有些残忍，父亲一直念叨着想去看木桥，并非是他真要去怀念音乐老师，而是去查看哪里的水更深，更适合投进去，他知道他最终会死在水中——那是一个隐藏已久的预谋。而父亲之所以在我的录取通知书回来之后离去，是因为他要让母亲彻底解脱——他不想母亲在生活的夹击中彻底崩溃。

我后来问过母亲，那音乐老师是不是长头发？母亲的语气很肯定：“当然了，不但长，还直！”肯定的语气说完，却又纳闷了，又犹疑摇摆了，她说：“好像不长，挺短的。有一段时间，我倒是留得很长。”

最纠结我的，当然还是那些问题，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想明白：

父亲是怎么站起来，走出去的？

他是怎么飞走的？

只有飞，才能那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他是怎么飞走的？

这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杀死了我所有幻想的能力。这件事不但超乎常理，也超越了想象。上世纪最后那一年，诸世纪的末日预言没有到来，我却遭遇了我的末日，那些谈着奇怪言论的同学，翻开他们所信服的《诸世纪》，也解释不清我父亲的去向。他们轮流请我喝酒，向我道歉，说他们竟去开我父亲的玩笑，很对不起我。我的酒量就是在那时开始练开的。

又一个暑假，母亲清理了父亲的遗物，烧掉了。那扎备课本就在其中。书本着火之时，我想，本子上父亲不断起飞的文字，会记录着他如何飞起来的秘密吗？我拿棍要把那烧着的本子撩出来，终于停在半空。

火光烧尽了父亲的“哇哇”和“呜呜”。

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年版《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

林森，年生，现任《天涯》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曾参加诗刊社第三十届青春诗会。作品曾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山花》《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黄河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发表，并入选诸多年度选本。出版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诗集《月落星归》《海岛的忧郁》，长篇小说《暖若春风》《关关雎鸠》等。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南海文艺奖”“梁斌小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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