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象中，爷爷是个充满许多未知的人。我与他素未谋面，遗像里，他干净得像个文弱书生——戴着圆框眼镜，着一身长衫。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他是个军人。我无法想象爷爷浴血奋战的画面，只在与父亲酒足饭饱的闲谈中断断续续听过有关他的故事。

爷爷的本家原在江北，三岁时母亲病逝，八岁父亲走后彻底成了孤儿。不得已投到叔叔家寄养着。那个年代条件艰苦，把粮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寄人篱下的日子自是不好过的。年的大年三十，一个雪格外大的晚上，他出走了。就着漫天的苍白，决绝无声。那一年，他十岁。

一艘没有桨的船注定漂泊，孑然一身的他也注定流浪。

扛过饿，做过工，要过饭，也挨过打。摸爬滚打了三年，辗转到了一家修车厂，被好心的修车师傅暂时收养。相比过去十几年的虚无，可能算作一点点踏实了。就像街角昏暗的旧式路灯，闪烁着，或许不足以点亮整条长街，但还可以照亮一隅。不紧不慢，又三年，日子总是不会和人们臆想的那样契合，爷爷千躲万躲总归还是被抓了壮丁当了兵。

战场上的细枝末节家里人都不甚了解，再后来，就是爷爷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了。那时的爷爷已经是个排长了，转业到了城里。“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可威风哩！蹬着一双黑亮亮的皮靴，骑着比人还高的大马，胸前挂得满满的军功章亮得都晃人眼睛。”这是来自奶奶的回忆。也是那一天，年纪相差十九岁的奶奶和爷爷相遇了。那时候，花一样年纪的奶奶是个美人儿，还上过学，识得几个字，女同志里算个少有的才貌兼备。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个“硬件儿”，奶奶被选作了迎宾，去欢迎“大英雄们”归来。“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一个在马背上，一个在马背下。只因为那遥遥一个对眼，交错间，就已经忘不掉了。

“母亲老家在哪？”父亲拨了两下花生屑，端起酒杯，在唇边轻轻呷了口，微微眯了眯眼，顿了顿，说道:“大概也在江北那个方向吧。”仗打得最凶的那几年，奶奶还算富庶的家随着染疾的太公一起倒下。奶奶跟着太婆，夹带着两个还不认人的弟弟妹妹一路乞讨。磕磕跘跘，终于在战争的尾巴上，安了家。

然而，一家四口的日子依旧难捱，奶奶终日为了一捧米一口馍东西奔走。这个时候，爷爷的出现像英雄，像救星。没有像样的彩幅衣裳，也没有大红鞭炮噼里啪啦沸腾开去。有的唯一彩礼就是爷爷那装满了一红木匣子的军功章和紧巴巴几块钱。只一桌三四个小菜，围了一圈的五个人，默默地吃完，两个人心甘情愿系上这辈子不落的牵绊。

年，爷爷被分配去福建省公路局转业跑起了运输。于是，再次上路，和奶奶从东北到江南，辗转上海和江西。

军人，不可避免地总是带着一身伤病的。虽然车队的工作相较以前待遇是差了不少，但是总也有个固定的家了。年岁不长眼，日子像一碗凉白开，在后知后觉中见了底。爷爷也总归是老了，早年身体里残留的三颗子弹把战争的回音一点一点拉了回来。

“那天雨下得老大，雷声轰隆轰隆跟大炮响一样。我怎么叫他都不应我，我还以为他聋得又厉害喽。”奶奶的话扬着声调，尾音还打着颤。正是那个轰鸣的雨天，爷爷安静得一反往常。扣上床头的军大衣，从几层帕子里拿出了那个还泛着蜡光的木匣子，颤栗着把军功章一块一块地拿出来，全铺在桌面上。接着，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块细软布头，水缸边沾沾湿，一点点地擦拭。擦完又一个一个地往身上戴，不一会儿便挂满了前襟。“我也不晓得他要搞么事，腰挺得笔直的，就站在那儿对着墙敬军礼。”后来奶奶还告诉我，那天雷打了多久，爷爷就立了多久。隔天，奶奶再次提起这件事，爷爷又好像什么都不记得。后来，一连很多个雨天，事情一遍遍重演。当时的老街坊们都说爷爷是被炸弹炸坏了脑子，雷声打得太大，给爷爷惊着了。中药、西药和土方子都试遍了，依旧不见效。走投无路之下，奶奶甚至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师傅”给爷爷做法画圈说是驱心鬼，效果也是有的，只是大多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地持续了好些年。直到后来爷爷意外生病彻底下不来床才算终止。

年响应国家号召，爷爷一家下放到青阳县红旗村劳动锻炼。两年后，我父亲出生了，取名永旗，中国红旗永远不倒的意思。村长估计对爷爷多多少少有些了解，明里暗里也总是照顾些。给爷爷调到了碾米厂工作。一次机器故障，碾米机的皮带突然断裂，飞弹起的一头打中了爷爷的头，加上身体状况本就不甚明朗，爷爷走到了他人生的巷末。

最后那几天，爷爷一直昏迷着，什么话也没能留下。但在鲜见的清醒时候，他总强打起精神，半阖着眼睛，紧紧攥着奶奶的手，反反复复念叨“匣子要放好喽，匣子要放好喽，莫丢了哦。”“你别惦记了，给你塞好了，不会丢的。”奶奶贴在他耳边轻喊答应了，才放松下来，脖子动了动，又昏睡过去。

也不过几天的样子，爷爷走了，在即将他68岁的那个年末。

一家子，好像一下子掏空了。奶奶腆着脸去求队长安排一份事儿做。也还算幸运，村里粮食过磅处正好缺一个会计，差事算是有了。

再几年，大姑跟着姑父迁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二姑在城里找到了差事，给一家人的户口也调回了城。父亲那时候正是个收不住的年纪，更是不着家。时不时地，奶奶总得左邻右舍地去道歉，帮着烂摊子。所幸，最后碰到了我母亲才成了家找了份正经事做。婚后，在城里有了房，奶奶就跟着父亲母亲一起住到了街上。

我从记事起，对奶奶的印象总是离不开那个红匣子。总见奶奶背过人抱着，拿着块做衣服省的边角料一点点儿擦。我问“那是什么？”奶奶总是在我发现以后避而不答，背过身，把它放在高高的柜子上。再笑眯眯问我:“小啊宝，想不想吃冰糖啊？”一说糖，哪还记得什么别的，直愣愣盯着糖罐子去了。但小时候的自己总是皮得很，像探险似的一个人在家翻箱倒柜找“宝贝”。一次偶然，从一摞旧衣服后面薅出那个被奶奶放起来的匣子。旧旧的，漆红里还泛着黑，铜黄小巧的锁扣搭着把生了点锈的上海通用牌挂锁。还没鼓捣开，就被发现了。“小阿宝欸，这个不能搞，这个搞坏了可怎么搞喔。”说着，拿过匣子就收进了不知道哪个抽屉，给我拽了出去。到最后，也硬是没看着。

前几年，院里桂花刚泛金黄的早晨，奶奶再没起来。

她被葬在了红旗村，和爷爷在一处。还有那个我始终未曾打开的红色匣子，在入殓时一起放进了棺材里。邻居听说了，特地来家里跟父亲惋惜道:“这东西保留下来可以换钱的，怎的就这么放进去了？这不是糟蹋了嘛！”。父亲只是笑笑，摇了摇头，“没事哦，我老爹老娘想了一辈子，就当是还了念想喽。”

说不好奇是假的，我甚至曾经几次梦到它打开的样子。只是每个梦的版本都不同，到底是和它没眼缘的。

时间，像一场大雨，仅是一夜，就足够冲刷掉台阶上的所有足迹。第二天晨起再看，好像谁也未曾来过。低下头去，阶面散落的丝丝缕缕斑驳裂隙也在叫嚣着。后来，家里奶奶的房间改做了杂物间，楼梯下的老桂花树也已经因社区改造挪去了别的地方。可我时常还会想起邻居孩子们拿着纸叠的小碗儿踮着脚尖抻手够枝桠的样子，还记得奶奶带红盖子的绿色塑料罐里冰糖的甜丝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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