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

[英]斯图尔特·霍尔

我们都承认，如果没有理查德·霍加特，就不会有文化研究中心。但人们并不都认为，如果没有《识字的用途》，就不会有文化研究。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我称它为文化研究的三大“奠基作”之一,[1]而在本篇中，我则借机进一步详细阐述我的这个看法。因此，本文提供了对《识字的用途》所处的“特定时刻”的一些思考――早期文化研究从该书中汲取了什么，并且它在方法上的哪些成就又可以归功于《识字的用途》？本文也描述了它与那时更广泛的论争之间的联系，以及该书在我们称之为“文化转向”过程中起到的构形作用。这里的后一个短语“文化转向”其实是一种不那么得体的提炼，理查德·霍加特并不会使用这个短语，而我在这里也没必要从概念上阐述它。“文化转向”只不过记录了一个与我在他处称之为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性”（centralityofculture）有关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一种令人惊讶的全球性扩张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文化对社会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它对不同批评、理性话语及学科的调整作用；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建构性分析范畴和方法的出现，这个方法是一种“文化渗入当代社会生活每一角落，创造出一种次生环境的扩散，并调停一切事物的方法”。[2](p.)我这里的观察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诸如“文化转向”这样的东西确实跨越整个西方社会出现，它的知识场域恰恰在二战之前就已形成，并在二战之后的英国以愈演愈烈的态势出现；因此，以其独特的方式属于那一时代的《识字的用途》的确是文化转向早期的一个实例，同时也在产生这一现象过程中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识字的用途》这个计划是筹划已久的。它的最初计划是分析大众出版的各种新形式，而它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激进革新——即试图在一种对其读者及受众文化的深度“阅读”中将之语境化——只是后来才加入的。不过，到年出版之前，它的大致意图已经变得很明确了。该书试图对以下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性答案：大众报纸杂志与它们重点针对的工人阶级读者的各种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更为紧迫的是，新兴而又更受商业驱动的大众交往形式如何在改变着旧的工人阶级态度及价值观；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识字能力”是在被用于什么“用途”？

请注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工人阶级文化”这个术语可以交替地运用于典型态度、价值观、战前数十年中工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行的出版、娱乐和通俗文化的各种形式。批评家们已经指出，上述这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来源——后者不是由工人阶级自身生产，而是由商人阶层为工人阶级生产出的；并且，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很早以前关于《识字的用途》的一篇评论中所谈到的那样，“‘工人阶级文化’与已经日益支配我们这个世纪的大众商业文化等同”，这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3](p.30)无论如何，即使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把一种简化至另一种，他也确实假定：在早期，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出版物及其读者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这让他可以将它们描述为构成了某种诸如“‘旧’秩序”的东西。他声称，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新形式之间，这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不能再进行假定；并且，这正是关于文化转变之总体判断的核心，而这种文化转变也正是该书整体上最终所提供的东西。

人们所读、所思以及他们如何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缺省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又争议颇多的问题。然后，《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并没有一直努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4](p.)结果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缺省。这导致《识字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当然，霍加特当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两种书写”），并且他后来也经常承认这一点。[5]可无论如何，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与其他人提供的许多简单化、还原性的、怀旧的或经验主义的说明相比，在这里有一种复杂而又充满差异的文化转变概念起作用。这场争论不是由新/旧、有机/无机、精英/大众、好/坏之间的简单对立来推动的。霍加特意识到了“证据”的无系统性，并敏感于怀旧的诱惑：“我来自于工人阶级……这种非常情绪化的牵连显示了相当重要的危险”。[4](p.17)他既没有掩饰日渐丰裕的生活的影响，也没有夸大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涉及文化衰落命题的语言表达都做了谨慎地调整：

（我）坚持于如此强大的一种古老的言语形式，这并不说明古老传统强大而活跃的持续性，但传统并不会完全死亡。在如今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里，作为一种确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值得依赖的参照，它得到了重温并受到依赖。[4](p.28)

“态度的改变比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为缓慢”。[4](p.13)尽管如此，其诊断的总体大意仍然无庸置疑：

我并不是认为，在上一代的英国有过一种还相当“民享的”城市文化，而现在它只有一种大众的城市文化。我是说，由于很多原因，大众宣传家所提出的诉求比早期提出得更为迫切有力，并采用了更加全面而集中的形式；我们正在向缔造一个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与它正在取而代之的那种总是未加修辞的文化相比，新的大众文化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如前者那么健康。[4](p.24)

在这里，“诊断”是一个有用的术语——这也就是“健康”一词所表明的——因为它提醒了我们这一结论应归于什么，以及它受到了利维斯及《细绎》（Scrutiny）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多大影响：即在F.R.利维斯自己的文化著作中所采用的陷于纷争的立场；在Q.D.利维斯颇有影响的《小说与阅读公众》（FictionandtheReadingPublic）（）的核心部分所说的衰落的叙事；文化抵抗的艰巨规划，这种文化抵抗提供了有关《细绎》之教育方案和诸如《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MassCivilizationandMinorityCulture）（利维斯，）之类宣言的一些信息；以及，《细绎》影响下的作者诸如丹尼斯·汤普森（DenysThompson）等人提出的对低劣的广告语言的批判。该书也享有由保守批评家和作家（其中有些是美国人）所提供的对大众文化悲观主义批判的一般基础。它的引文来自于托克维尔（deToqueville）、阿诺德、本达（Benda）、劳伦斯、艾略特、约翰·杜威、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等等，这些引文给予了文化衰落叙事的权威性。在对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攻击中，马尔赫恩（Mulhern）竭力指出，无论任何人——雷蒙德·威廉斯除外——努力从他所谓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的元文化话语（meta-culturaldiscourse）中挣脱出来，他们都注定是要重复它。虽然他承认霍加特对反抗这一趋势做出了重大努力，但马尔赫恩仍坚持认为，霍加特与这一传统的“松散联系”仍然未曾改变。[6]

然而，正如马尔赫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谱系并非是命定的”。[6](p.)撇开支配马尔赫恩话语的那一假定不谈——即一种始终已在（always-already）的可供选择的文化理论已是颇有成效，并且，在一种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它已经了解到自身向着简化主义发展的趋势——看似更为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努力与这一文化衰落的主导话语决裂的过程中，《识字的用途》正好成为“一个断裂的文本”的方式（正如马尔赫恩承认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亦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识字的用途》开辟了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其后所基于其上的可能性。

理查德·霍加特

主导性的《细绎》叙事是紧接着一个未曾说出的假定来建构的，即工人阶级读者和受众享有有限的文化资源与道德体系。只有《细绎》在拯救昔日之遗风，在和文学传统提供的权威著作的长久共处之下，其感性已经被精细化，而它的道德风骨也已经因竭力一直从事批判性文学批评而变得僵硬。（“这就是如此，不是吗？”），它提供了一个抵抗那种大众诉求和新兴的低劣文化之劝诱的阵地。霍加特的陈述显然很了解那一出发点的局限性。

我倾向于认为，论述流行文化的著作经常会丧失它们的某种力量，由于它们没有充分地澄清何谓“人民”，也由于不适当地将它们对“人民”生活之特殊方面的考察与人民所生存的更广泛生活联系起来，并将之与人们带到娱乐中的一些态度联系起来。[4](p.9)

乔治·奥威尔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个例证，即使是他也“从未完全丢掉从爱德华七世时期音乐厅的舒适内室来看待工人阶级的习惯”。[4](p.15)

相反，《识字的用途》中所暗含的一个主张认为，工人阶级受众并非中产阶级与大众媒介可以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一张白板——无论他们是想要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是“虚假意识”或“文化麻醉剂”（culturaldopes）的产物。他们有其自身的“文化”，尽管它可能缺少由文学传统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并不是统一的，但是，这种“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致密、复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具有道德。因此，文化产品的作用不能被“读尽”或直接从为他们消费而生产出的产品内容来推断，因为，为了具备一切深层的“社会效果”，它们必须进入已经得到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并积极地与之相协商。在此意义上，阅读总是一种文化实践。

其他的姑且不论，这个思想包含了一种有益的经验，甚至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即社会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如何起作用？无论“旧”流行文化在商业上如何具有组织性，并在诉求上是天然的，如果它看似少了种“外来的攻击”，那并不是因为它是那一文化的真正产品，也不是因为它能简单地被强加在工人阶级受众之上，而是因为，它更接近于——更忠实地反映，或更好地说，更为“确实地”根据以下常规来起运作——工人阶级文化的习惯、态度以及未曾言说的假设。而且，在一个城市工业的全部阶级的复杂形成史中，它通过长期共处实现了自身更充分的“本土化”。如果大众文化的种种新形式影响了变革，那这只可能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过于让自己置于一种文化活生生的肌理和复杂的态度中——它们正是寻求将自己纳入于这一文化中。这些形式根据这一文化的常规来运作，而这一文化同时也从内部改变并中断它们、驱离它们，并将它们归于新的情感、习惯及判断模式——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拉直行动的弹簧”。

于是，我们不仅是追问这如何归功于“文化批判”的话语，如何源自于它，而且还要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一话语决裂，以及以哪些重要方面与之相决裂？这样才是恰当的。在它的写作实践与思想实践中暗含着什么方法上和概念上的革新，而新的方向可以基于这些实践之上？人们无须苦心推敲也可以列出它们。有一种“文化”概念在这里起着作用，它很不同于激励了文化批判传统的那种文化概念。对于“文化”，霍加特意指工人阶级如何言说和思考，他们在谈话和行动中分享着有关生活的何种语言和一般性假设，怎样的社会态度提供了他们日常实践的信息，他们使用了什么道德范畴，从而对他们的自身行为及他人行为做出评判——当然，这包括了他们如何把这一切用到他们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唱什么上去，即使只是格言式的。这种关于文化作为“使之有意义”的实践的看法确实与“文化”作为评判的理想法庭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的标准是“业已得到思考和诉说的最好东西”，也正是这个标准鼓舞了自阿诺德直至艾略特及利维斯的传统。这一目标让这晚近意义上的文化成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和必要部分，无论实现得如何断断续续，它就和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的第三个定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界定了一种断裂，而且，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还是界定了一种沿着平行方向迈进的断裂。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洞见，它就如一条线索贯穿于随后文化研究的曲折发展和转向之中。它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挑战。它让文化分析不可逆转地反对任何还原论趋势——无论是向纯粹意识形态、“经济”还是“阶级利益”还原。——不过，它并没有否认社会利益影响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如何发展，也没有否认社会定位对哪种观念得到采纳并获得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对它的理论工作也产生了影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假定；并且，因为它不能机械地操作——就像马克思曾经说的思想领域之内对经济的“反映”那样——所以，它不得不在自己所有的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中重新概念化。文化不是由自由流动的观念所组成；它不得不被理解为是嵌入在社会实践中的。但它并不是更为决定性的“基础”在某种依赖性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文化研究中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一概念上的难题中得到了展示，并也由此表明中心为什么会绕一个如此漫长的理论“弯路”。

第二，有人坚持认为必须对“生活方式”加以自在自为的研究，这种坚持是对所有理解文化变革之尝试的一种必要的语境化，而不只是从文本分析中推导出的。我们可以称这是存在于霍加特方法核心的社会责任；并且，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这一特征后来多少有些被人文学科的洪流所遮掩）正是来自于这一源头。

第三，也有人强调文化主要是作为一个意义问题：不是作为自由流动的“价值观”的意义、抑或是作为体现在文本中的观念的意义，而是作为活生生经验之一部分的意义，它塑造了社会实践并铭刻在各种社会结构、体制和关系之中：文化分析作为“对在一种生活的独特方式中暗含而又清楚表明的意义和价值观的澄清”。[7](p.57)对此，E.P.汤普森在他对阶级更为敏锐的意识之下，强调为“生活方式”（waysoflife）。

第四，霍加特让“细读”的文学－批评方法适应了阐释一个文化的活生生意义这一社会学任务，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上的革新。有人说它是“社会学的”，但显然，这要求某种比一般经验社会学方法更具有革新性的东西。在这些阐释过程中暗含着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解释学”：“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习惯而看到这些习惯代表了什么，必须透过各种陈述而了解这些陈述事实上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和这些陈述本身正相反），必须察觉掩盖在惯用习语和仪式化仪式背后不同的情感压力”。[4](p.17)当然，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阶级背景，并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从内部解读文化”对他来说是可能的。学生们试图按照《识字的用途》的方法论规则，而老师们则试图教会学生如何将之运用于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中心”建立所要求的东西——这些做法不会是侥幸的，而需要更为严格的教学协议。这个方法论要求从一开始便暗含在“中心”的建立之中。中心在早期就建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所主持的——它试图阐明社会/文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该如何去思考——在这个小组中，阅读广泛地涉及“其他学科”：跨学科和文化研究的观点首先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而在第二个小组中，理查德·霍加特领着学生完成了对许多文本的细读，例如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儿子与情人》的开篇，奥威尔的《射象》，西尔维娅·普拉斯“为语调而阅读”的《父亲》——也就是说，为了演讲模式和对受众的隐含态度而阅读。但这些都是早期的做法。

《识字的用途》作为一个“断裂的文本”提供了这种混杂而不完善的开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发展中接着出现的许多思想因而都是这一开端的发展：抵抗其文化叙事，然而却加深了认识论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则得到了它的方法论变革的例证。诚然，这里的许多主线都没有在概念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是在“英国与当代社会学派”演讲中也是如此，这篇演讲制订了中心最初的计划。[8]然而，当文化研究中出现对“转向理论”的抱怨时——霍加特他自己就以最为尖锐的方式做了这样的抱怨——人们很难设想，除了通过借助概念上的不断质询和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是“研究这一断裂”——来加深这些转变，中心还能从哪里开始。

因此，可以举例说明，向一种充分跨学科规划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与其主导话语的“文学”的决裂，这些都暗含在研究社会和文化——它与其文本共“处”——的律令里，并且，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心的工作中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识字的用途》没有什么象威廉斯“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对整个生活方式之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7](p.63)那样吸引我们，或者说，像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试图转化它时那样吸引我们，即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研究“文化”及其与其他实践的关系。

“文学”的痕迹依然残存在霍加特对语言的精细而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