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最后一次北伐

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五百多名年轻人肃立台下，仰起头颅望着台上那个身形并不高大的男人，眼神中满满溢出崇拜。

孙中山望着朝气蓬勃的学生们，话语里满是期许。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中国已经搞了十三年革命，但却完全失败了，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革命党，没有革命军，所以你们是全中国的希望：

“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

不过，孙中山来不及等到黄埔军校生成材，便于两个多月后匆匆北上，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

孙中山的眼光从未局限在广东一隅，从护法战争以来，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冲出广东，争霸中原。

年8月，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遭到两名直系大将：江苏齐燮元与福建孙传芳的夹击。9月份，直系和奉系再次兵戎相见，吴佩孚和张作霖沿着山海关大打出手。

北方乱成了一锅粥，这让孙中山如同嗅到食物的猛兽一般兴奋，这不正是出师北伐的大好时机吗？

其实广东这块根据地作为后方一直不太稳固，陈炯明拥兵东江，旦夕可至广州，这是最大的隐忧。不过广西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革命阵营精神大振。

话说广西王陆荣廷下野后，其旧部沈鸿英收拢残兵败将，原本以为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军官居然联起手来，打得他龟缩在一隅之地苟延残喘，这三个小军官都只是三十出头，年富力强，他们的名字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李白黄的“新桂系”初登舞台，便积极向孙中山靠拢，在粤军将领李济深的牵线搭桥下，三位广西新话事人宣誓加入国民党。

9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坐着花车，一路吹吹打打驾临韶关。随行的除了担任护卫的黄埔学生第一队，还有“中国影坛先驱”黎伟民率领的摄影师团队。

孙中山下令北伐各军一律改称“建国某军”，共有四军：谭延闿的建国湘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许崇智的建国粤军以及樊钟秀的建国豫军。

建国豫军是孙中山麾下唯一一支由北方大汉组成的军队。总司令樊钟秀，河南宝丰人，少林俗家弟子，一身拳脚功夫出神入化。民国初年，豫西大旱，饿殍遍野，樊钟秀和大批河南难民一起流寓陕西，他武艺高强，灾民们都推他为头领，他就这样拉起一支队伍，成为乱世中的一个小军阀。

樊钟秀曾加入于右任的靖国军，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之后护法失败，他只得委身吴佩孚部下，但一直心向革命。吴佩孚命他南下攻打广东，他将计就计，通电拥护广东政府，主动弃暗投明了。

9月29日深夜，横亘于粤赣二省边界的大庾岭中火光闪闪，山野间布满影影绰绰的人马，这是樊钟秀率领的北伐先锋军。让樊钟秀大感意外的是，北洋军守将、赣南镇守使方本仁的部队一触即溃，樊钟秀连战连捷，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前锋直逼吉安城下。

樊钟秀猛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冲得太猛，身后的援军在哪里？

这一次北伐兵分三路，不过程潜的“建国攻鄂军”和熊克武的川军实力较弱，不过是遥相呼应、以壮声势罢了，主力还是孙中山带到韶关的各军，由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统一节制。樊钟秀的豫军孤军深入江西腹地，朱培德的滇军沿着赣江东岸直取南昌，两路大军一路高奏凯歌，谭延闿的湘军却迟迟不见人影。

谭延闿按兵不动，并不是因为精通《孙子兵法》，秉承“友军有难不动如山”之道，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陈炯明在后方蠢蠢欲动，广州的商团武装也趁机搞事情，他不敢放手让全师北上，何况他手里还有一张底牌：方本仁愿意接受“招安”，反戈一击。

江西督军蔡成勋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克扣军饷是家常便饭，方本仁不堪忍受，一直梦想着推翻蔡成勋，只是他兵力有限，还不敢冒然反水。北伐军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机会，他派人联系谭延闿，表示自己幡然觉醒，决心投身革命。

策反方本仁八字还没一撇，坏消息就接踵而来：樊钟秀在吉安城外陷入赣军的重重包围，苦战后狼狈突围，人马折损大半，朱培德也吓得掉头就跑。商团在广州造反，孙中山带着韶关的后备部队火急火燎地回去平乱。

谭延闿无奈命令各军回师，高挂免战牌。

02第N次倒戈

孙中山指望这些“建国”军打到北京建国遥遥无期，但他很快就满怀憧憬地动身北上了——北方有位将军邀请他“即日北上，指导一切”，态度之诚恳，言语之恭敬，让人无法拒绝。

孙中山数年来心心念念要打倒的最强大的敌人曹锟、吴佩孚竟然在一夜之间倒台了！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这位名叫冯玉祥的奇男子，他的“倒戈”技能独步天下，无人能及。

话说奉军扣关，吴佩孚调兵遣将，派出三路大军抵挡，其中第三路大军的统兵大将正是冯玉祥。“玉帅”吴佩孚为人孤傲，素来不会团结人，冯玉祥和他彼此猜忌，所以虽然吴佩孚军令如火，冯玉祥这一路军队却磨磨蹭蹭的。

当前线战况不佳，吴佩孚亲自去山海关督战时，冯玉祥联合对吴佩孚不满的胡景翼、孙岳，一个回马枪杀进空城北京，首先软禁待他不薄的总统曹锟，控制内阁，然而通电全国，正气凛然地表示自己热爱和平，痛恨吴佩孚不顾人民疾苦发动战争，所以不得不出来拯救苍生。

冯玉祥感动了自己，却没有感动中国，他悲伤地发现，全国各地媒体对他的“正义”行为无不嗤之以鼻。有人说他是张勋第二，有人说他是“朝秦暮楚，首鼠两端之将”，除了说他人品低劣的，还有客观分析的，有人说他是为了报复吴佩孚，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认为他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

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一语道破本质：“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从服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

冯玉祥心理素质极佳，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树立自己“进步”、“革命”的人设，首先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国民军”——孙中山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我领导的军队叫国民军，这就说明我是拥护孙中山的。

然后冯玉祥准备做一件“反帝”的大事——当然，不是反帝国主义，而是反皇帝。冯玉祥的得力干将鹿钟麟杀气腾腾地奔向紫禁城，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那溥仪不过是个摆设，宫中太监宫女更不是凶悍武人的对手，小皇帝只得含泪走人。

不过这些表面文章说服力不够强，冯玉祥祭出了大招：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孙中山好整以暇，一开始并没有接招，冯玉祥急了，又和胡景翼、孙岳等29人联名吁请孙中山北上，态度也谦卑到了极点：“此后一切建国方略，仍赖先生指示”。正在山海关前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和蛰伏天津的北洋大佬段祺瑞也来凑热闹，公开喊话请孙中山北上，段祺瑞还谦虚地表示，孙中山当大元帅，他愿意屈居副元帅。

孙中山本人是热切希望北上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头号伟人，而不是广东一省的土皇帝，既然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安福系”都愿意拥戴他掌舵国家，他自然乐于从命。更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代表鲍罗廷强烈支持他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发表《北上宣言》，宣布他北上的两大要旨，一是推倒军阀，尤其是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这条无疑钦定冯玉祥为革命同志，对张作霖等货真价实的军阀也含糊以应之；二是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建设。

国民会议最早由共产党在年初提出，并在年7月的《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详细阐明：由国民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商界、学界及各团体推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组织新政府以统一中国，结束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

03从上海去北京，要在日本中转？

年11月17日，十里洋场上海一片沸腾景象，民众涌上街头，高呼口号。当码头上走下一位不怒自威的老人时，人群爆发出的欢呼声犹如平地惊雷般热烈而响亮。

老人正是时年59岁的孙中山，他和夫人宋庆龄以及陈友仁、邹鲁、谢持、李天德等随从四天前离开广州，从香港搭轮船破浪而来。他上船时信心满满，下船时却有些怒气冲冲。

就在他漂泊海上的时候，之前死乞白赖请他去北京的冯玉祥，居然和张作霖一起恭请段祺瑞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明显是把他晾在一边了！

冯玉祥也是有苦难言，他偷袭北京得手本就是一次侥幸成功的冒险，吴佩孚惊恐南逃，收拾残局后仍保有相当的实力，而张作霖也撕毁不入关的约定，奉军大将郭松龄耀武扬威地开到北京城下，李景林、张宗昌则开进天津，冯玉祥兵力不如奉军，不敢翻脸，只得委曲求全，只求自保，哪里还敢造次？

上海的洋人也不友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公然鼓吹拒绝孙中山入住租界，甚至有外国人叫嚣要将孙中山逐出上海。孙总理有苏联撑腰，自然不用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硬气地回怼说：上海是中国土地，我们才是主人，如果租界当局阻碍我在租界居住，那就别怪我使用“坚决手段”了！

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掷地有声地说：

“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他的这些话，老牌政客段祺瑞可不爱听，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威望在孙中山之上，怎能被孙中山牵着鼻子走？所以他的执政府刚开张，就忙不迭地致信各国公使，表示要“外崇国信”，照旧维持一切不平等条约，然后又捣鼓出一个《善后会议条例》，声称要开“善后会议”，以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分庭抗礼。他这个善后会议，不过是北洋督军会议的翻版，各省派一两个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士，关起门来开会，和国共两党主张的国民会议大相径庭。

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去北京，竟然不能在国内通行，需要去日本中转，堪称是“人在囧途”：津浦铁路中断，而上海至天津的轮渡十五天后才有一班。孙中山在日本候船时并没有闲着，每天接见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在帝国主义的土地上，侃侃而谈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孙中山一到天津，立即前去拜会东北胡子张作霖。只见张作霖的豪宅前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高大魁梧的士兵端着枪，令人望而生畏。见过大世面的孙中山见张作霖居然用如此幼稚的方式向自己示威，不由得微微一笑。

走到门口，仍然不见张作霖的人影，只有一个年轻人局促不安地立在那儿，那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孙中山对张作霖的无礼并不动怒，拣了个座，气定神闲地喝着茶。

良久，张作霖姗姗来迟。双方寒暄施礼，孙中山首先祝贺张作霖击破吴佩孚，没想到张作霖变了脸色，声音抬高八度道：自家人打自家人，可喜可贺啥呀。

孙中山见这人一边假装生气，一边偷偷观察自己的反应，心中窃笑，果然孙中山身后的李烈钧出来打圆场后，张作霖立即顺势转怒为喜。

张作霖大咧咧地说：孙先生的主张，我最不赞成的，一是联俄，二是废除条约，这是要得罪各国公使团的，万万施行不得。

双方鸡同鸭讲，没多久便意兴阑珊，起身告辞。

从张作霖府中回来后，孙中山忽然感到腹中绞痛，他在天津病倒了。

段祺瑞假惺惺地派了叶恭绰、许世英前去迎接，孙中山被病魔折磨得身形消瘦，但见到这两个北洋大员，顾不得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大发雷霆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却说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既然这么怕外国人，为何还来迎接我呢？

叶、许二人大气不敢出，宛如犯错的小学生，许世英偷觑到孙中山情绪有所平复，才涨红了脸，期期艾艾的说：这不是怕引起外国干涉嘛！

孙中山的怒火再次被点燃，拍床大呼道：不打倒帝国主义，何谈革命！

随从们担心孙中山的健康，连拖带拽地将两位北洋政府大官架走了。

04英雄落幕

年12月31日，冬日的北京仿佛浸在冰洞里，天空澄澈但天气酷寒，这一切无法阻挡前门火车站前万人空巷的盛况。李大钊挤在人群中，当火车挟着“呜呜”声进站时，学生和市民们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子，“南北统一”、“欢迎孙总理”的口号响彻云霄。

孙中山慢慢踱出站台的时候，快步迎上前的李大钊一阵心酸，几乎掉下泪来。只见孙中山面色苍白、容颜憔悴，伛偻着身躯，和一年前相比，至少苍老了十几岁。在随从的搀扶下，孙中山努力挤出笑容向众人致意，不过他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地发表演说，甚至连说话都有点困难，只能让人代读一篇三百字的《入京宣言》，简要说明自己此行目的“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

段祺瑞带着文武百官匆匆赶来，他明显心不在焉，和孙中山打过招呼后便逃也似地溜了。

那位首倡大义的冯玉祥此时正在京西天台山纵情山水（注：此山名叫天泰山，但冯玉祥坚持要叫天台山），他在奉军的步步紧逼下，自知实力不济，遂以退为进，向段祺瑞申请辞去本兼各职，后来更是远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走为上计了。他的国民军也更名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

入住铁狮子胡同后，孙中山已经非常虚弱，段祺瑞自顾自地宣布将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激起全国一片反对声，求见孙中山的人在门口排起了长龙，孙中山强撑着病体接见诸色人等，并向段祺瑞发出“筱电”，电报中他不再百分百反对善后会议，但要求会议增加人民团体代表，且有关军政财政的大事最后应由国民会议决定。

段祺瑞直接无视了孙中山释放的善意，回复说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是两码事，你玩你的，我搞我的。

1月26日，孙中山的病体终于不能支持，宋庆龄和随员们手忙脚医院，经诊断为肝癌晚期，因他年事已高，手术风险极大，只能放射性镭锭照射治疗，但效果不佳。

宋庆龄方寸大乱，急电兄长宋子文北上，和宋子文前后脚到达的还有汪精卫和孙科等人。彼时蒋介石正在东征的战场上，未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胡汉民、廖仲恺负有维持广东局面、支援东征的责任，也不能脱身。

2月24日，孙中山的病势忽然加重，他自知大限将至，唤来汪精卫嘱托后事，汪精卫按照孙中山的意思草拟遗嘱后，在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经他本人过目同意后，在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宋子文、孙科、吴稚晖、戴季陶等九人作为见证人签下名字，这就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总理遗嘱共有二份，一为国事，一为家事，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份致苏联的遗书，是他断断续续用英语口述，苏联顾问鲍罗廷记录。孙中山将国民党托孤给苏联：“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年3月12日上午九时，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发出微弱的呢喃声：“和平”、“奋斗”、“救中国”，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这位先行者怀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

善良的人会有好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