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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影《无问西东》，很多人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故事感触最深。西南联大，也是清华生物系值得铭记的一段历史。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半年之内，经历校舍沦陷举校辗转南迁，历尽艰辛转移人员物资再度开学，生物学家亲自领导"种菜小组"解决师生温饱，战火纷飞，却从未停止研究甚至还发Science...

年清华生物学会全体会员合影，前排左五陈桢，左八吴蕴珍

建系十一年，泪别生物馆

清华大学生物系成立于年，首任系主任为植物学家钱崇澍教授。年，清华大学聘任陈桢教授到生物系任教，并主持系务工作。此后，陈教授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年出国期间由李继侗教授代理），直至年院系调整。

年生物学会会员合影，前排左五陈桢，左六李继侗

年十月清华生物馆建馆破土典礼，前排从左至右：刘威、李继侗、陈桢、吴蕴珍

年生物学馆正式落成。生物学馆位于园西河旁，高有四层，占地二亩有二，馆后空地辟为植物园，移植各地的植物以供试验与研究，并可供校内同仁同学课后空闲观赏之用。馆西建有鱼场，养殖金鱼，以供遗传研究用。周围风景非常优美，小溪鱼柳，远望可见西山，南面的喷水池和小花园，再加上时时有许多鸽子歇在大阳台上，生物馆显得更加明媚幽静，人称清华各馆中最美的一所。然而短短几年之后，生物系的师生却不得不与这所美丽的系馆告别。

年的生物学馆

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陆续南迁，年11月1日，三校在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数以千计的师生们历尽了千辛万苦，从各条途径以各种方式完成了艰难困苦的人员及物质的运输。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也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事情是，李继侗（清华生物系）、闻一多（清华中文系）、曾昭抡（北大化学系）和黄子坚（南开大学秘书长）等11位教师，带领名学生从长沙徒步.6公里，历时68天，横跨3省到达昆明，写下了大学师生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页，此举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到达昆明后，年4月，临时大学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联大生物系由清华、北大原生物系组成。系主任为李继侗（清华教授），教师十余人。其中清华的教师有陈桢、李继侗、吴蕴珍、赵以炳、彭光钦、沈同、杜增瑞等，还有新聘的崔芝兰。清华生物系主任由陈桢担任，年8月-年8月曾由李继侗代理。其中赵以炳、彭光钦于年夏离开联大，吴蕴珍于年病逝。

李继侗教授

生物学家带领教师种菜改善生活

抗战时期，教师待遇“江河日下”。物价暴涨，战前每月三百五十元的薪资按生活指数折合，此时仅值十三元六角，一日薪资只够半日开销，多数人不得不靠兼差谋生。但生物系校友中却留有一段佳话：年，学校把原计划为开办航空研究所的北门街唐家花园旧戏台修整作为单身教职员宿舍。当时李继侗，沈同等就居住于这个大宿舍。大宿舍头一件事是组织一个饭团，聘请一位厨师，并推选李继侗先生为饭团总干事。每月初，每人把全部月薪交给李继侗先生，李先生就立即同厨师一起上街把本月柴米油盐购买齐全，还得余下一部分钱作每日买菜之用。但物价仍不断上涨，后来每天买菜的钱也少得可怜了。于是有人想起在后园种菜这一招，李继侗教授作为生物学家，又被推荐为种菜组的领导。沈同先生作为宿舍中另一个生物专家，当然也义不容辞地被推选为李继侗先生的助理。沈同先生不顾教学研究任务的繁重，每日午间及傍晚回宿舍时，他必然到菜园巡视，从选种、间苗、除草、浇水到收获，无不亲自参加。这个不算大的菜园就这样解决了饭团吃莱的问题，为大家“改善生活”。

苦中作乐，艰难求学

这一时期，经常有一些学生中途休学退学。其中多数因贫病无法维持学业，也有少数因受政治迫害而离校的，还有的是参加了军队。当时昆明物价跳跃上涨，半数以上的学生不得不在课余到校外兼差，有的学生则采取经济困难就中途辍学谋生，稍有积蓄后再复学的办法，这样断续学习，有的读了六、七年才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远处在昆明郊外的生活是比较单调而清苦的，既没有电影可看，也没有什么文艺活动。个别人可能拥有一架非常原始的收音机，由于性能差也收不到多少信息和可供欣赏的音乐。……植物生理组的汤佩松先生却非常活跃，常常组织一些小型的娱乐活动，例如：跳交际舞，打排球和玩桥牌比赛等。有时也到大普吉附近的“风景点”，一个小水库“丁吉”塘，去野餐。回想起来，至今犹觉意味无穷。——《清华大学农研所一段生活的回忆》，裘维蕃（教）

这时期的课程和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与战前产生极大差异，研究的设备条件大不如战前。但生物系的研究还在因陋就简地进行。利用西南地区的自然条件便于某些研究的开展，而生物学部在此时期研究生最多，分动物、植物、昆虫、植物病理，生理五组。其中又以研究生理的为多，这与当时系里的生理实验室设备较完善和可以利用清华农业研究所的设备条件进行研究有关。另外，在室外采集标本工作方面比在北平时期开展的好。

年西南联大生物系的讲师助教到昆明西山采集标本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于年在昆明复学，我及时赶到昆明继续读研究生。当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已合并为西南联大，而研究生院仍保持独立。后经李继侗教授同意，我改学植物形态学，并请北大张景钺教授做我的导师，在西南联大生物系做研究工作。年由于日机轰炸，张老师嘱我速往西郊大普集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真菌研究室，借戴芳澜教授的研究室继续做论文。就在搬家那一天，日机又来轰炸，我和几个同学合租的住房，随即炸为平地。——《回忆在清华时的几件事》，王伏雄（）避短扬长，调整课程

联大生物系的必修课程，与战前清华生物系大同小异。从三年级起才开始分动、植物组。分组后除了修习两组共同必修的课程如《体素学》、《细胞学》与《遗传学》等外，各组学生只必修本组的课程，无须再必修他组课程，所作学分可自由选修。这期间还开设了二年必修的《普通植物学》和《普通动物学》，这是战前清华生物系没有的新课。以后又新开了选修的《化学生物学》。战前清华生物系向实验生物学方向发展的特点，在联大时期表现得更突出。增设的三门课都是属于实验生物学的课程，如《普通动物学》和《普通植物学》是把分类、解剖、胚胎合成一门课。

西南联大图书馆内景

联大生物系师资较战前清华生物系充实，对提高讲课质量起一定的作用。系里对有的课程教学方法作了一些改进。如《动物生理学》当时采用课堂实例教学即在堂上作实验表演，给学生印象较深。《普通植物学》自年开始编讲义，经过一、二年的教学、逐渐形成一套固定的体系和内容，至今在植物学界中仍采用作参考书。

年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西山考察

教学上有就各人所长设课的优点。例如清华农业研究所有个昆虫室，就由该室主任刘崇乐开了选修课《昆虫学》。沈同是研究营养学的，就由他开了一门《生物化学》。但也有缺乏教师而取消讲课的情况，如因《普通动物学》的教师离校，无人接替，这门课也就停开了。

因陋就简搞科研疟疾媒介调查需要解剖按蚊涎腺作检查，但是全组也只有解剖镜和显微镜各一。于是上午我用，下午我二哥等用，我在下午多半外出采集，如黑龙潭、铁峰庵、西山等处，都是我的采集地……当时不仅仪器和参考书，其他物质条件也很差。例如我的大部份文献卡，是捡了人家绘图纸，利用其反面裁制的。……当时也正是日机频繁轰炸的时期。我们经常得出城上山逃警报。往往晨出午归，一天过去，已疲乏不堪，大大妨碍工作和学习。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时，一颗炸弹落在我窗口，墙倒桌翻，几乎毁了我全部标本。这可算是我昆明蚊类调查工作的一个插曲。——《昆明琐事》，陆宝麟（）

这一时期的图书设备不如战前。抗战爆发后，北大生物系的仪器设备未能运出，全部损失。南开仅抢救出少部分，但滞留天津租界或海防，很久未能运抵昆明利用。清华生物系在战前运出过一部分仪器设备，战后又抢救出一批，因此用于联大生物系的图书仪器主要是这一部分，但也损失较大。实验室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分为生理实验室和植物分类实验室，其他实验都设有专用的实验室。由于仪器短少，实验多受影响。如为野外采集开的《普通生物学》，因为人数多，没有足够的显微镜做实验，就把切片固定在显微镜上，让学生排队轮流看，看完一片再看一片。这期间师生也想出各种办法克服实验条件差的困难。切片药品缺乏，就设法找代用品，用云母片代替盖片，以胺素油代替进口药品甲苯。因为缺电，动物生理实验的电动记纹鼓就改用手动。没有烘箱就用饼干箱自制。经过这样的多方设法，系里各门课程的实验还能维持下来，但是需要精密仪器的实验便不能做了。只能就地取材，以昆明滇池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的呼吸等实验。又如战前遗传学实验课上做金鱼的遗传与变异实验，现在因材料设备缺乏也不能做了，陈桢教授也只好就地取材，培养果蝇，继续进行遗传研究。

当时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有些教授租借农民的多余住房，往往是楼上住人楼下住牲口……停电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实验室为了防止从北平带来的无价菌物标本，受潮发霉，不得不采用地板房。并用大量石灰来减少标本柜内的湿度。所以我所用的实验室那时看来是“很高级的”。……一般都是因陋就简，有什么条件就开展什么课题。……那时国内许多学术刊物已经停刊，而国外的联系又很困难。记得有一次，一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到大普吉去参观，当时汤佩松和戴芳澜教授等接待了他。他看到我们有许多没有发表的科研成果时，也表示钦佩并且说：中国科学家在条件这样困难的战争时期，还做出了这么多的成绩，真是难能可贵。但是这些科研成果不能让他放在抽屉中“睡觉”，应该赶快送到国外去发表，使世界都知道中国科学家的能力和努力。有鉴于此，我们大家都千方百计地向国外送出了不少论文，而且都被采纳而在权威性的刊物上发表了。——《清华大学农研所一段生活的回忆》，裘维蕃（教）

即便是战时，这时的生物系仍然保证每周有一次科学讨论会。除联大生物学系师生外，还有农业研究所和云南大学生物系有关人员参加，由教师或研究生在会上报告，进行学术讨论。

年沈同在西南联大实验室

这一时期清华生物系教师总计发表了关于营养学，生理学等方面研究论文约十六篇。如陈桢在这时期继续以蚂蚁为对象作关于动物行为的研究，年于《科学》上发表了《动物伦理学》一文。李继侗于年左右曾对紫花地丁的闭花受精现象做过详细的观察和研究，还指导过研究生做落花生的生理研究。吴韫珍曾领导助教、学生作云南植物标本采集，课余画了许多植物标本图，协助完成《滇南本草》图谱一册，还整理了中国古书上所用的植物名称考。赵以炳在年离开联大前，曾做过两种工作，一是把年前在清华时所作的电解质对肌肉兴奋性的影响和肌肉的渗透特性的研究成果，继续整理发表了六篇论文。另一是蝾螈的呼吸和蝾螈的水分的调节的研究，曾于年发表论文二篇。沈同在此时期着重维生素的研究，曾与张友端等合作，于年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关于维生素C与促进血液循环的研究，年与陈德明合作，曾在英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过黄豆芽与维生素之研究，年在美国《科学周刊》上发表过关于中国营养条件问题等论文六、七篇。

四十年代初昆明频遭敌机轰炸，联大师生只能常到郊区躲避。组内人员在刘、陆二教授的领导下，在乡下组织翻译DelaTorre-Bueno编著的“AGlossaryofEntomology”一书中的条目，积累了不少卡片。我到昆明后也参加此项工作。解放后以此为根据，在年出版了《英汉昆虫学辞典》以应国内的需要。这可能是我国出版最早的，对外文名词既有中文译名又有中文解释的一本生物学辞典。那时昆明的卫生条件较差，家蝇很多，是伤寒、痢疾、肠炎以及麻风等病的传播媒介，对群众健康造成威胁。于是我便研究昆明家蝇数量的季节变化和天敌昆虫的作用。……从马粪堆采回蝇蛹，放入玻璃管，用棉花团把它们分开饲养以观察是否有寄生天敌出现，工作很平静，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按期拿了捕虫网在茶馆、饭店等地点扫捕家蝇却引起人们的好奇。这是一种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借此还在群众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向他们解释此工作的意义，受到赞同。——《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昆虫学》，钦俊德（教）

年,吴征镒在昆明西郊大普吉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病害组前留影

战争结束，重回清华园

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师生分批北上。清华师生于8-10月间全部回到北平清华园。清华园在沦陷期间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学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物馆与其他各系馆一样，建筑外观虽依旧，内部多半已空无一物。

年5月,复原回北京前清华生物系讲师助教合影于昆明

这时生物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陈桢，教授有原来的李继侗、赵以炳、沈同和崔芝兰。当时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恢复战前的设备状况，谈不上什么发展。由于图书仪器设备极度缺乏，只有植物分类，动物生理、植物形态、生理化学4个实验室。

年，清华大学将农研所扩充为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并设植物病理学系(系主任戴芳澜)，昆虫学系(系主任刘崇乐)、植物生理学系(后改为农业化学系，系主任汤佩松)和农艺学系(系主任韩德章)，共四系。农学院于年秋起招收大学本科新生。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生物系被并入了别的学校，清华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

沉寂32年之后，清华大学于年恢复重建生物系，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年回到阔别已久的生物学馆，清华大学的生命学科从此开启了新的航程。

摘自《光辉的历史，灿烂的未来：庆祝清华大学生物系建系68周年复建10周年文集》（年，系史编撰：孙之荣）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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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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