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坏消息好消息掺杂而来，让人心情忽高忽低。对同情中医的人来说，有几则新闻是关于中西医结合在抗击疫情恢复患者中起到积极作用，不禁让在家憋屈的心情有些抒怀。

继续聊聊中医的历史。

以往的中医史，很多都是根据时间顺序把著名的中医人物、典籍和事迹罗列出来，而空间的因素往往忽略。

由于中国的地域辽阔，地方文化各异。中医的发展变化，其实与它的学说典籍传播到不同地域是很有关系的。

封闭性是四川地理最直观的特征；蜀地自然物质资源富饶，使四川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达数千年之久。

相应的，盆地外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或源源不绝，或断断续续地涌入渗入，使四川呈现出“地理上的封闭和文化上的开放”。中医最早就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在四川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进入到20世纪。

1.学习吸收期

这一阶段从古蜀国到西汉中前期，四川处于中原医学知识和典籍的接收者和学习者的地位。夏商周时期时，四川诞生了以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为代表的辉煌的巴蜀文明，而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以巫医为主。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产生的对中医产生巨大影响的“阴阳五行理论”没有证据显示传到了四川。

此后，在中原医学诞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四川被纳入秦国的统治之下，为中医学知识传入蜀地打下了基础。

盆地内的中原医学考古发现，最早的是绵阳双包山汉墓经脉木人模型，大约时汉文景帝时的文物。

此汉墓的主人是官员。先秦两汉时代的医学知识主要保留在官府，《汉书·方技略》中记载：“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因此中医学很大可能是通过官府传播到蜀地的。

而且中医学在四川的传播很可能要早于儒家经典在四川的传播和及其学校的设立。因为众所周知，汉景帝末年的“文翁兴学”开创了儒学的四川一脉“蜀学”和学校教育。

2传承发展期

第二阶段是从东汉到唐代的医学传承发展期。

从东汉开始，四川的医学水平逐渐追上中原水平，并出现了精通方术、脉理、针灸的涪翁、程高、郭玉等著名医者。西汉时期的“阴阳五行”理论更加深入到医学实践中，西汉末年汉成帝的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书，成为医学经典的第一次大整理，此时经脉理论已大体完备，脉学亦形成体系化。

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其弟子郭玉亦精于脉理，并被汉和帝召入宫中，任太医丞。说明此时蜀地的医者无论是在医学理论上还是医学水平上，都可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并且在脉学和针学方面尤为杰出。东汉医者代表人物张仲景、华佗等的出现都晚于涪翁、郭玉。

东汉过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战乱和分裂，但道教和佛教却在乱世中兴起。

四川的医药学发展也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医学一样，进入了同一发展轨道，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道教的“神仙导引之法”，尤其是“炼丹术”对于本草学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道教发源地之一的四川，从南北朝到唐代的道医成为四川中医发展的生力军。

唐代“安史之乱”后战乱连连，四川由于其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战祸，成为无数中原人士的避祸之地，使中原和蜀地的文化科技形成了一次大的融合。如后归隐于青城山的道医杜光庭根据晋代王叔和的《脉经》，“谨傍《难经》，略依诀证”编写而成“简明扼要，文字朴实，易学易记”的《玉函经》。成为唐代四川中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一页。

但自东汉涪翁、郭玉等异军突起之后，直到唐代四川中医在医籍书写方面才有了第二次发展，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四川中医学发展的土壤和底蕴，还是不及中原地区。

3突破期

五代十国到宋元是四川中医发展史的突破期。

宋代官府比较注重地方医官制度的构建，在年成立了“校正医书局”，伴随着印刷术的扩展，宋代医学典籍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急速增快。

宋代四川最早出现的“五运六气”理论的医籍是政和年间（-年）进士，眉州人史堪所著的《史载之方》，这与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到唐代才由杜光庭介绍入蜀地相比，北宋时期中原流行的医学理论的传播速度不可同日而语。

唐代后期到宋代统一中国之前，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政局相对稳定，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尤其是在医药发展方面，后蜀政权发扬了中国官学的优势，针对四川乃中国药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以政治推动了四川本草学的发展，如后蜀主孟昶下令翰林学士韩保升等与诸医士在唐《新修本草》与《图经》的基础上撰成《重广英公本草》（后世又称《蜀本草》）20卷，并亲自作序。

一时蜀中医药著述成风，《食性本草》、《周易参同契真义》、《参同契大易二十四气修炼火丹图》、《意医经历》、《保童方》等相继出现。不仅使四川的本草学在宋代由唐慎微（北宋哲宗时人）推向了当时中国本草学的最高水平，也为北宋时期四川中医学的进一步突破奠定了非常丰厚的知识基础。

四川医学上的温凉学派在宋代初步形成。宋代四川中医发展史上有两位重要意义的医者；一是石藏用，他不泥古方，用药往往较古方倍之，且尤精用热药。二是阆中人陈承，其喜用凉药，与藏用用药形成鲜明对照，故民间俗语说：“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中一盘冰”

可以看出，在宋代由于朝廷的医药制度的变革，四川医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医学主流完全同步，而在医学实践方面，蜀地医者甚至可以开时代风气之先。

4成熟期

四川中医发展的第四阶段是明清朝的扩展成熟期，自从宋元代在医药制度上和医学理论上的一系列变革，地域因素在四川的医学和本草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

明代在医疗制度上继续了宋元的惠民药局制度，医学典籍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更加普及，医学传承方式的更加多样，再加上明清方志编修的繁荣，文献上所记载的川籍医者人数大大超过以前。

然而明清鼎革，四川经历了张献忠之乱、三藩作乱等战祸波及，清初人口大幅度减少。随着清代中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人口、经济和社会得到恢复发展。

虽然从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清代中前期的四川乏善可陈，但从医者籍贯和医学实践的区域来说，四川呈现了一种由川西平原发达地区向周边山区的一种扩展，以《四川医林人物》所收集的位清代医者为例，清代的川南川东地区，尤其是临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者记载所占篇幅相当可观，占总人数接近一半。

庞大的医者群体和成熟的医者交流网络，构成了四川中医学在近代以来独树一帜发展的深厚土壤，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现的唐宗海、萧龙友、冉雪峰、蒲辅周、李斯炽等中医大家不仅在近代以来西医冲击下坚守中医的传承，而且对中医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创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