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丽被她爸爸从学校领回家的那天，我正在河边玩。那是春天的午后，光线艳丽，万物恹恹欲睡。
我从楝树下走到奶奶家。房子外面很亮，里面却一片昏暗。海丽生病的消息，便是由那昏暗房子里居住的人传递给我。那声音所传递的更像是某种污秽不明、让人尴尬的东西，而不是关于一个人生病的事实。
当一个人患了牙疼病，或者重伤风，他们用的就不是这种语气。
消息传递者左手蜷曲，右手支在下巴上，动作相当潇洒——我奶奶站在灶台前，像个男人那样娴熟地吞吐烟圈。
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海丽用过的碗，不能给海武用。吃饭的碗，要分开。筷子当然也要分开。都是要分开的。不这样做，不行。你听我讲啊……奶奶在筷子与碗上既表现出了态度，也显示出了“博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被讳莫如深地提及，好像那个蠕动的东西正在海丽的碗和筷子上爬行，试图越过边界，爬到别人的碗和筷子上。
我的堂姐海丽休学回家来了，家里却比往常还要安静。她躲在阁楼上，生病没有使得她脸色变差，却让她变得格外安静，好像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她，她要躲起来，病是躲不掉了，她要躲的是人。
我隐约知道海丽生的是什么病——可生那种病的人，皮肤和眼珠子都会变黄，比橘子皮还要黄，人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可海丽并没有。至少并不明显。或许，她马上就会变成那样。谁知道呢。
他们开始说海丽妈妈的不是，从山上嫁到这个村子里，那个家肯定很穷，很脏，据说羊和人都睡在一个屋子里，人身上有羊的味，刚来的时候海丽妈妈身上就有一股子羊膻味。他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海丽的舅舅，一个牧羊的年轻人，穿着破衣烂衫，有一只眼睛还是歪着的，每天除了放羊，就是站在山坡上唱歌。亲戚们早就怀疑他的智商有问题，要不然一个正常人怎么能忍受那种生活。
——海丽长得像她妈妈，眼睛特别像，大眼睛，双眼皮，双得有些过分。用我奶奶的话说，山上那户人家，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不过，海丽的眼睛是好看的。连奶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毫不夸张地说，海丽是我们家这些小孩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
现在，奶奶的语气变了。她不那样说了。她说，一个人长什么样不重要，关键是她的心。有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知道奶奶想说什么。
我很想和海丽玩，找她说话，说和从前一样的话。那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人在乎碗和筷子的事。现在，海丽不像是生病了，更像是掉进一个冰窟窿里。人们围在她边上。
一个声音说，哦，我们得关心一下那个人。另一个声音随即提醒道：可我们也不能与她靠得太近。
在那些人的脑海里，他们躲避的好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某种看不见、却始终保持着活跃度的东西，好像那种叫病菌的东西，随时可能会在自己身上驻留，复制出不可预测的灾难。
海丽自从躲到阁楼上后，就显示出了主动将自己隔绝人群的勇气。她不让我们看见她，以那种“眼光”看她。
黄昏的时候，海丽的妈妈在屋子里煎煮中药。药草浓郁的气味从那个屋子的窗户里散逸出来，在楝树和梨树之间盘旋，跑到裸石横陈的河滩上，好几天过去，一些角落里还残留着那种气味。
人们能想象那种气味，特别是当远远地看到泼于道旁的药渣，黑色、模糊、干巴的质地，便有一种不好的对污秽事物的暗示随之浮上脑海。
有一天傍晚，我在那条那时还未被污染的溪边行走，忽然浑身倦怠得迈不开步子。一种即将病倒的感觉突如其来。我隐隐感到有一天，自己也会遭遇和海丽一样的噩运。我会生病，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医院能治好这种病。要是我今天疏远海丽，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会疏远我。
我不知道该和海丽说什么，说坡地上的枇杷都成熟了，我们去摘枇杷吧；或者，陈老师家的栀子花开了，要不要去看？所有这些都会让她想到自己身为病人的事实，那是一种无可更改的事实。我当然可以装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那只会欲盖弥彰。
那个下雨天，奶奶递给我两枚鸡蛋，说，给海丽送去吧。它们刚从母鸡的身体里诞下，转移到我手心里的时候还有些温热。我把它们一左一右握在手心里，怕握紧了会碎掉，如果轻了，极有可能掉在地上，当然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海丽在房间里看书。雨天昏暗的光线下，她侧身坐在床边，面对着墙，好像不是在阅读，而是在进行某项隐秘的活动。那种坐姿使得她无法直接看见我的进入，所以直到我走到她身边，她仍保持着那微微僵硬的坐姿，眼睛离书本的距离很近，鼻尖几乎触到书页上了。
我叫了她的名字。她转过身来，望了我一眼，努了努嘴巴，示意我随便坐，同时，目光迅速收回，回到书本上。那两枚鸡蛋还握在我的手心里，此刻处理它们成了难题，我不能告诉海丽是奶奶让我把鸡蛋送来给她增补营养，因为她是一个病人——此时此刻，我不但不能提醒她是个病人的事实，还不能对她有一点点的轻视。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读者，这个新鲜的身份让她感到满足，以此显示她与我是平等的，甚至比我略胜一筹。她在读书，沉浸在一个遥远的书本的世界里，里面应有尽有，显然那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
海丽肯定瞥见了我手中的鸡蛋，一个人手心里是否握着鸡蛋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别扭的神态、动作，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房间里不时响起单调而断续的翻书声，书本成了海丽的掩体，让她安全地躲藏其中，理所当然地忽略掉鸡蛋和我的存在。
有时候，当我坐在整洁明亮的教室里，便会猜测阁楼上的海丽到底在做什么，当她孤独一人的时候，那些书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了。她已经好久没去上学了，她能不能顺利返回课堂都不一定。不时地，她会收到一些信。邮递员把鼓鼓囊囊的牛皮信封扔进她家院子里。在信里，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男女同学和她分享新上映的电影，或者大段大段地摘抄某篇文章里励志的话——但那些话与她作为病人的身份毫无关系，没有人会去提醒她这个事实。
最终，海丽还是变瘦了，脸色苍白，隐隐地有些泛青灰。黄昏的时候，她低头往河边走，身形单薄，看人的时候先是眯着眼，转而微微一笑，笑容倏尔收起。在这一起一收中，某种显而易见的病容隐秘而固执地浮现于她的脸庞，渐渐定格成势。
疾病把她与周围的世界隔开了，这种疏离状态所造成的结果是，她把自己完全地陷进孤独里。她看上去并没有那么伤感，即使有，也是轻微的，并能起到很好的自我保护作用。可以说，疾病让她变得与众不同，成为与我们都不一样的人。
有一次，她从后山挖来一些春兰，兴致勃勃地跑去向陈老师讨教侍花之道，也有人说她并没有去敲陈老师家的门，中途返回了。
后来，那些春兰变成枯萎的柴草，被海丽妈妈塞进灶膛里烧掉了。
半年之后，海丽去上学了。寄宿制高中。学校将她专门安排在一间宿舍里，那里面住着的都是和她一样的人，脸色灰暗的人，吃饭的时候默不作声的人，长跑的时候气喘吁吁的人。那是一些病人，他们住的房间是病房，健康人绕道而走。
读完一学期，海丽就带着被褥、衣物回家来了。
她去塑料厂做工，穿厂服，戴厂帽。藏蓝色棉布衣服，翻领，圆形黑色纽扣。洗得干干净净。尽管是三班倒，她的脸色倒比从前好很多，工厂生活没有让她变得倦怠憔悴，病体不支。像上学时一样，她按时上下班，歇班的时候也出去玩，和厂里的同事玩。
有一年五月末，我带着新学校里结交的新同学回家吃枇杷。我们吃着不算太甜的枇杷，议论着即将来临的阶段性测验，即使玩乐也很难完全放松心情。隔壁院子里，一片欢声笑语，海丽和她的同事们在一起。有一个年轻男孩甚至爬到楝树上，垂荡着双腿，朝他们那群人的头顶上扔楝果。
他们看上去很快活，要比我们这些被作业和考试折磨的人快活得多。这是休息日，他们准备去爬后山，到山上去野炊。食物炊具都已经准备好了。男男女女，语笑晏晏，一路簇拥着往后山的方向走去。此时的海丽已是一头飘逸的短发，笑容灿烂，比任何时候都要有活力。
